？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帮你找。”
他问完，话筒里就静了，只有电流声还在滋滋的响，那个女人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过了大概十几秒，“咔哒”一声，像是那边挂了电话，电流声瞬间就没了，话筒里只剩下一片死寂。
书记慢慢的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，半天没说话。两个民兵看着他，问“书记，咋回事？是谁啊？”
书记摇了摇头，没说话，只是掏出烟来，点了一根，狠狠的吸了一口。他当兵这么多年，死人都见过无数，从来没怕过什么，但是那天晚上，他说他拿着话筒的时候，浑身都发冷，那股冷气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话筒里传出来的，顺着他的手，一直钻到他的心里，冻得他心脏都发紧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三个人在值班室守了一夜，电话再也没响过。第二天一早，书记就召集了大队的干部开会，我那时候是妇女主任，也去了。会上，书记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，会议室里一片安静，没人说话，大家脸上都带着害怕。那时候村里本来就有不少老传言，村外的荒地里，老坟圈子旁边，本来就邪性，现在出了这事，大家心里都犯嘀咕。
我那时候年轻，刚嫁过来没多久，胆子也大，加上又是妇女主任，得带头稳着大家的情绪，就说肯定还是线路的问题，要么就是有人恶作剧，故意半夜摇电话，吓唬值班的人，让大家别瞎传，别自己吓自己。
话是这么说，我心里其实也犯嘀咕。恶作剧？谁能有这么大本事？公社的总机就在那，谁半夜摇电话，总机的话务员都能看见，更何况，换了新机子，查了线路，都没问题，怎么可能一到12点就响？
从那以后，这事就在村里传开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大队部的电话，一到半夜12点，就会准时响，接起来，就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找她男人。村里的人，都不敢去大队部值班了，大刘和二勇，说什么都不去了，二勇自从那天晚上之后，就开始精神恍惚，晚上一闭眼，就听见那个女人在他耳边说话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他爹妈没办法，给他请了长假，送回姥姥家去了。
大队部的电话不能没人守，书记没办法，只能安排大队的干部轮班，我作为妇女主任，也排了班，每个星期，要去值一个夜班。
我第一次去值班，是在腊月里。那天晚上，雪下得特别大，鹅毛似的，拍在窗户纸上，哗哗的响。我下午就去了值班室，把炉子烧得旺旺的，炕也烧得滚热，把我家的厚被子也抱了过去，还带了个纳鞋底的筐子，准备晚上没事，就纳鞋底。我男人，也就是你爷爷，不放心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书记也同意了，说多个人，多个照应。
你爷爷那时候，在大队的机耕队开拖拉机，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平时连狼都不怕，他背着一把半自动步枪，跟我一起去了值班室，说晚上就算是有什么东西来，他一枪就能给崩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在值班室里，灯一直开着，你爷爷坐在桌子跟前，擦他的枪，我坐在炕沿上纳鞋底，耳朵却一直竖着，听着墙上的挂钟，滴答滴答的走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你爷爷把枪上了膛，放在桌子上，枪口对着门口，我们两个，都盯着那台黑木头电话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挂钟的时针，稳稳的指到了12，分针“咔哒”一声，落在了12的刻度上。
几乎是同时，那台电话，响了。
还是那个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铃声，在安静的屋子里，一声接着一声，震得桌子都在微微发抖。我手里的针，一下子就扎在了手指头上，血珠瞬间就冒了出来，我都没感觉到疼，眼睛死死的盯着那台电话。
你爷爷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就要去拿话筒，我一把拉住了他，摇了摇头。大刘跟我说过，千万别接。你爷爷看了看我，还是把我的手拨开了，他说“我倒要听听，是什么东西，在这装神弄鬼的。”
他伸手，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了耳朵上。
我坐在炕沿上，死死的盯着他，看着他的脸，一点点的变白，眉头一点点的皱了起来，握着话筒的手，指节都捏得发白了。他没说话，就那么听着，过了大概半分钟，他的脸已经白得像纸一样了，猛的一下，就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，力气大得，差点把电话机从桌子上震下来。
我赶紧问他，“怎么样？里面说什么了？”
你爷爷半天没说话，只是拿起桌子上的烟，点了一根，手都在抖，狠狠的吸了好几口，才跟我说，话筒里全是滋滋的电流声，还有个女人的喘气声，细细的，像在哭，又像在喘气，然后，那个女人说话了，不是问他见没见过她男人，是说“你是开拖拉机的，你跑的路多，你见过他吗？他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。”
我当时浑身的血，一下子就凉了。
你爷爷开拖拉机，这事，除了村里的人，外面没人知道。那个电话，是从哪打过来的？她怎么知道，你爷爷是开拖拉机的？
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，睁着眼睛，守了一夜，电话再也没响过。天一亮，我们就去找书记，把这事跟书记说了。书记听完，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没说话，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抬起头，跟我说，“去问问村里的老人，问问，以前有没有个赶大车的男人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的，还有他媳妇。”
我当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。这事，肯定不是凭空来的，那个女人，一口一个找她男人，说她男人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，这肯定是有来头的。我们村挨着林场，以前解放前，还有建国初期，村里的男人，很多都靠赶大车吃饭，给林场拉木头，从林场拉到公社，再拉到县里，一趟要走好几天，冬天山里雪大，路滑，经常出事，翻下山的，被暴雪埋了的，被狼掏了的，每年都有。
我当天就带着村里的几个妇女，挨家挨户的找村里的老人问，那些老人，都是解放前就住在村里的，什么事都知道。问了大半天，终于在村西头的老李家，问出了眉目。
老李头那时候已经快八十了，耳朵有点背，但是脑子清楚得很，听我们问起，以前有没有个赶大车的男人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，还有他媳妇，老李头的脸，一下子就沉了，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久，才叹了口气，跟我们说了一段几十年前的往事。
那是解放前，伪满刚倒台的时候，兵荒马乱的，村里有个男人，是个赶大车的好手，赶的一挂四匹马的大车，车把式耍得好，十里八乡都有名。他媳妇，是邻村嫁过来的，手巧，会纳鞋底，会做衣服，人也贤惠，两口子感情特别好，结婚一年多，还没孩子。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林场的木头运不出来，林场的老板出高价，找人拉木头，从林场拉到县里，一趟给两块大洋。那男人看着价钱高，就接了活，跟媳妇说，拉完这一趟，就过年了，给她扯块花布，做件新棉袄。
他走的那天，天阴得厉害，眼看就要下暴雪，他媳妇拉着他的车辕，不让他走，说雪太大了，进山危险，等雪停了再去。那男人笑着说，没事，他赶了这么多年大车，什么路没走过，山里的路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走，最多三天，就回来了。他拍了拍媳妇的手，把给她买的糖块塞在她手里，甩了个响鞭，赶着大车，就进了山。
结果，他这一走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头三天，他媳妇还在家等着，每天都去村口的大路口等着，从早上等到晚上，眼睛都望穿了，也没看见大车的影子。三天过去了，人没回来，五天过去了，还是没回来，七天过去了，暴雪下了整整七天，山里的路，全被雪封了，连林场的伐木队，都出不来了。
村里的人都说，他肯定是出事了，要么是翻了山，要么是被暴雪埋了，要么是被山里的狼掏了。那时候山里的狼多，冬天雪大，找不到吃的，经常成群结队的出来，别说人，连马都能给掏了。
可他媳妇不信，她说她男人答应她了，三天就回来，肯定会回来的。从那以后，她每天天不亮，就去村口等着，怀里揣着给他纳的鞋底，还有热乎的煮鸡蛋，站在雪地里，等着他回来。一直等到半夜，村里的钟敲12下，她才肯回家。
村里人都可怜她，给她送吃的，劝她别等了，人肯定是没了，可她不听，就那么天天等，天天等，等着等着，人就疯了。
她不再回家了，整天就在村口站着，逢人就问，“你见过我男人吗？他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了，你见过他吗？”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她都拉着人家问，问完了，就站在雪地里，看着进山的路，嘴里不停的念叨，“他快回来了，他答应我了，过年给我扯花布，做新棉袄。”
那年冬天，是几十年不遇的冷冬，零下四十多度，吐口唾沫，落地就能冻成冰坨子。村里的人，都猫在家里，烧着炉子，不敢出门，可她就穿着一件薄棉袄，天天在村口站着，脚冻烂了，脸冻破了，也不回去。村里的人看她可怜，把她拉回村里，给她吃的，给她烧火取暖，可她趁人不注意，又跑回村口去了，就站在那，等着。
就这么过了快一个月，到了年根底下，腊月三十的晚上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，放鞭炮，热热闹闹的过年。她还是一个人，站在村口的雪地里，等着她男人。那天晚上，又下了一场暴雪，风刮得像鬼哭似的，村里人都在家过年，没人注意到她。
第二天早上，大年初一，村里人开门放鞭炮，才发现，她在村口的老榆树下，冻死了。
人已经冻硬了，靠在老榆树上，眼睛还睁着，看着进山的路，手里紧紧的攥着两样东西，一样是纳了一半的鞋底，另一样，是一封写了一半的信，是写给她男人的，字歪歪扭扭的，上面写着，“当家的，你快回来吧，我等你回家过年。”
她死的那天，正好是半夜12点，村里的钟，敲完12下，她咽的气。
老李头说到这，叹了口气，又跟我们说，后来，村里通电话，立电线杆，村口的第一根电线杆，正好就立在当年她冻死的那棵老榆树旁边，那根电线杆，就是整个村里电话线路的起点，从这根杆子开始，电话线一直通到大队部，通到公社，通到县里。
我听完老李头的话，浑身的汗
他问完，话筒里就静了，只有电流声还在滋滋的响，那个女人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过了大概十几秒，“咔哒”一声，像是那边挂了电话，电流声瞬间就没了，话筒里只剩下一片死寂。
书记慢慢的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，半天没说话。两个民兵看着他，问“书记，咋回事？是谁啊？”
书记摇了摇头，没说话，只是掏出烟来，点了一根，狠狠的吸了一口。他当兵这么多年，死人都见过无数，从来没怕过什么，但是那天晚上，他说他拿着话筒的时候，浑身都发冷，那股冷气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话筒里传出来的，顺着他的手，一直钻到他的心里，冻得他心脏都发紧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三个人在值班室守了一夜，电话再也没响过。第二天一早，书记就召集了大队的干部开会，我那时候是妇女主任，也去了。会上，书记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，会议室里一片安静，没人说话，大家脸上都带着害怕。那时候村里本来就有不少老传言，村外的荒地里，老坟圈子旁边，本来就邪性，现在出了这事，大家心里都犯嘀咕。
我那时候年轻，刚嫁过来没多久，胆子也大，加上又是妇女主任，得带头稳着大家的情绪，就说肯定还是线路的问题，要么就是有人恶作剧，故意半夜摇电话，吓唬值班的人，让大家别瞎传，别自己吓自己。
话是这么说，我心里其实也犯嘀咕。恶作剧？谁能有这么大本事？公社的总机就在那，谁半夜摇电话，总机的话务员都能看见，更何况，换了新机子，查了线路，都没问题，怎么可能一到12点就响？
从那以后，这事就在村里传开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大队部的电话，一到半夜12点，就会准时响，接起来，就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找她男人。村里的人，都不敢去大队部值班了，大刘和二勇，说什么都不去了，二勇自从那天晚上之后，就开始精神恍惚，晚上一闭眼，就听见那个女人在他耳边说话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他爹妈没办法，给他请了长假，送回姥姥家去了。
大队部的电话不能没人守，书记没办法，只能安排大队的干部轮班，我作为妇女主任，也排了班，每个星期，要去值一个夜班。
我第一次去值班，是在腊月里。那天晚上，雪下得特别大，鹅毛似的，拍在窗户纸上，哗哗的响。我下午就去了值班室，把炉子烧得旺旺的，炕也烧得滚热，把我家的厚被子也抱了过去，还带了个纳鞋底的筐子，准备晚上没事，就纳鞋底。我男人，也就是你爷爷，不放心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书记也同意了，说多个人，多个照应。
你爷爷那时候，在大队的机耕队开拖拉机，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平时连狼都不怕，他背着一把半自动步枪，跟我一起去了值班室，说晚上就算是有什么东西来，他一枪就能给崩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在值班室里，灯一直开着，你爷爷坐在桌子跟前，擦他的枪，我坐在炕沿上纳鞋底，耳朵却一直竖着，听着墙上的挂钟，滴答滴答的走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你爷爷把枪上了膛，放在桌子上，枪口对着门口，我们两个，都盯着那台黑木头电话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挂钟的时针，稳稳的指到了12，分针“咔哒”一声，落在了12的刻度上。
几乎是同时，那台电话，响了。
还是那个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铃声，在安静的屋子里，一声接着一声，震得桌子都在微微发抖。我手里的针，一下子就扎在了手指头上，血珠瞬间就冒了出来，我都没感觉到疼，眼睛死死的盯着那台电话。
你爷爷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就要去拿话筒，我一把拉住了他，摇了摇头。大刘跟我说过，千万别接。你爷爷看了看我，还是把我的手拨开了，他说“我倒要听听，是什么东西，在这装神弄鬼的。”
他伸手，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了耳朵上。
我坐在炕沿上，死死的盯着他，看着他的脸，一点点的变白，眉头一点点的皱了起来，握着话筒的手，指节都捏得发白了。他没说话，就那么听着，过了大概半分钟，他的脸已经白得像纸一样了，猛的一下，就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，力气大得，差点把电话机从桌子上震下来。
我赶紧问他，“怎么样？里面说什么了？”
你爷爷半天没说话，只是拿起桌子上的烟，点了一根，手都在抖，狠狠的吸了好几口，才跟我说，话筒里全是滋滋的电流声，还有个女人的喘气声，细细的，像在哭，又像在喘气，然后，那个女人说话了，不是问他见没见过她男人，是说“你是开拖拉机的，你跑的路多，你见过他吗？他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。”
我当时浑身的血，一下子就凉了。
你爷爷开拖拉机，这事，除了村里的人，外面没人知道。那个电话，是从哪打过来的？她怎么知道，你爷爷是开拖拉机的？
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，睁着眼睛，守了一夜，电话再也没响过。天一亮，我们就去找书记，把这事跟书记说了。书记听完，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没说话，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抬起头，跟我说，“去问问村里的老人，问问，以前有没有个赶大车的男人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的，还有他媳妇。”
我当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。这事，肯定不是凭空来的，那个女人，一口一个找她男人，说她男人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，这肯定是有来头的。我们村挨着林场，以前解放前，还有建国初期，村里的男人，很多都靠赶大车吃饭，给林场拉木头，从林场拉到公社，再拉到县里，一趟要走好几天，冬天山里雪大，路滑，经常出事，翻下山的，被暴雪埋了的，被狼掏了的，每年都有。
我当天就带着村里的几个妇女，挨家挨户的找村里的老人问，那些老人，都是解放前就住在村里的，什么事都知道。问了大半天，终于在村西头的老李家，问出了眉目。
老李头那时候已经快八十了，耳朵有点背，但是脑子清楚得很，听我们问起，以前有没有个赶大车的男人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，还有他媳妇，老李头的脸，一下子就沉了，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久，才叹了口气，跟我们说了一段几十年前的往事。
那是解放前，伪满刚倒台的时候，兵荒马乱的，村里有个男人，是个赶大车的好手，赶的一挂四匹马的大车，车把式耍得好，十里八乡都有名。他媳妇，是邻村嫁过来的，手巧，会纳鞋底，会做衣服，人也贤惠，两口子感情特别好，结婚一年多，还没孩子。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林场的木头运不出来，林场的老板出高价，找人拉木头，从林场拉到县里，一趟给两块大洋。那男人看着价钱高，就接了活，跟媳妇说，拉完这一趟，就过年了，给她扯块花布，做件新棉袄。
他走的那天，天阴得厉害，眼看就要下暴雪，他媳妇拉着他的车辕，不让他走，说雪太大了，进山危险，等雪停了再去。那男人笑着说，没事，他赶了这么多年大车，什么路没走过，山里的路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走，最多三天，就回来了。他拍了拍媳妇的手，把给她买的糖块塞在她手里，甩了个响鞭，赶着大车，就进了山。
结果，他这一走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头三天，他媳妇还在家等着，每天都去村口的大路口等着，从早上等到晚上，眼睛都望穿了，也没看见大车的影子。三天过去了，人没回来，五天过去了，还是没回来，七天过去了，暴雪下了整整七天，山里的路，全被雪封了，连林场的伐木队，都出不来了。
村里的人都说，他肯定是出事了，要么是翻了山，要么是被暴雪埋了，要么是被山里的狼掏了。那时候山里的狼多，冬天雪大，找不到吃的，经常成群结队的出来，别说人，连马都能给掏了。
可他媳妇不信，她说她男人答应她了，三天就回来，肯定会回来的。从那以后，她每天天不亮，就去村口等着，怀里揣着给他纳的鞋底，还有热乎的煮鸡蛋，站在雪地里，等着他回来。一直等到半夜，村里的钟敲12下，她才肯回家。
村里人都可怜她，给她送吃的，劝她别等了，人肯定是没了，可她不听，就那么天天等，天天等，等着等着，人就疯了。
她不再回家了，整天就在村口站着，逢人就问，“你见过我男人吗？他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了，你见过他吗？”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她都拉着人家问，问完了，就站在雪地里，看着进山的路，嘴里不停的念叨，“他快回来了，他答应我了，过年给我扯花布，做新棉袄。”
那年冬天，是几十年不遇的冷冬，零下四十多度，吐口唾沫，落地就能冻成冰坨子。村里的人，都猫在家里，烧着炉子，不敢出门，可她就穿着一件薄棉袄，天天在村口站着，脚冻烂了，脸冻破了，也不回去。村里的人看她可怜，把她拉回村里，给她吃的，给她烧火取暖，可她趁人不注意，又跑回村口去了，就站在那，等着。
就这么过了快一个月，到了年根底下，腊月三十的晚上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，放鞭炮，热热闹闹的过年。她还是一个人，站在村口的雪地里，等着她男人。那天晚上，又下了一场暴雪，风刮得像鬼哭似的，村里人都在家过年，没人注意到她。
第二天早上，大年初一，村里人开门放鞭炮，才发现，她在村口的老榆树下，冻死了。
人已经冻硬了，靠在老榆树上，眼睛还睁着，看着进山的路，手里紧紧的攥着两样东西，一样是纳了一半的鞋底，另一样，是一封写了一半的信，是写给她男人的，字歪歪扭扭的，上面写着，“当家的，你快回来吧，我等你回家过年。”
她死的那天，正好是半夜12点，村里的钟，敲完12下，她咽的气。
老李头说到这，叹了口气，又跟我们说，后来，村里通电话，立电线杆，村口的第一根电线杆，正好就立在当年她冻死的那棵老榆树旁边，那根电线杆，就是整个村里电话线路的起点，从这根杆子开始，电话线一直通到大队部，通到公社，通到县里。
我听完老李头的话，浑身的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