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都竖起来了，后背一阵阵的发冷。
原来是这样。
几十年前，她每天半夜12点，才从村口回家，死的那天，也是半夜12点，在村口的电线杆下面。几十年后，村里通了电话，线路从她死的地方走，她每天晚上12点，准时打电话过来，找她的男人。
她等了她男人一辈子，死了，还在等。还在找。
我把这事，原原本本的跟书记说了，书记听完，沉默了好久，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，最后，他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，说“这事，别往外传了，免得村里的人害怕。她就是想找她男人，等了几十年了，可怜人。”
从那以后，大队部的电话，还是每天晚上12点，准时响。村里的干部，轮着班去值班，大家都习惯了，到了12点，电话响了，没人去接，就让它响，响个十几声，它自己就停了，接下来的一夜，都安安静静的，再也不会响。
大家都觉得，她就是想打个电话，找她男人，没人接，她也就挂了，不会怎么样。
可我们都想错了。这事，远远没结束，真正吓人的，才刚刚开始。
那时候，村里有户人家，男人在县里的煤矿上班，是正式工，每个月都能挣工资，在村里算是条件最好的人家了。那男人经常要下井，怕家里有急事联系不上，就花了大价钱，托了关系，在自己家里安了一台拨号电话机，是整个村里，除了大队部之外，唯一的一台私人电话。那时候安个私人电话，可不是小事，要公社批，县里批，还要拉线，花的钱，够盖半间房子了，全村的人，都羡慕得不得了，都说他家有本事。
电话安上的头一个月，好好的，男人从煤矿往家里打电话，一打就通，方便得很，那户人家的女人，天天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说，家里安了电话，男人在外面上班，放心。
结果，就在安上电话的第二个月，出事了。
那天晚上，女人在家，哄着孩子睡了，自己坐在炕沿上，缝衣服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家里的电话，突然响了。
女人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么晚了，谁打电话啊？难道是男人在煤矿出事了？她赶紧跑过去，拿起了话筒，贴在耳朵上，喂了一声。
然后，她就僵住了。
话筒里，没有她男人的声音，只有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跟大队部电话里的一模一样。电流声里，那个细细的，冷冷的女人声音，传了出来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找我男人。”
女人当时吓得魂都飞了，手里的话筒“啪”的一声就掉在了地上，她连滚带爬的跑到炕边，一把抱起睡着的孩子，用被子裹住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那电话，还在响，一声接着一声，闷闷的，在空荡的屋子里，响得格外吓人。
她抱着孩子，不敢在家待了，连鞋都没穿好，拉开门就跑了出去，零下三十多度的天，抱着孩子，跑到了隔壁邻居家，拍开邻居家的门，一进门就瘫在了地上，脸白得像纸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邻居家赶紧给她灌了姜汤，她缓过来，哆哆嗦嗦的把晚上的事说了。邻居一听，脸都吓白了，都知道大队部电话的事，没想到，现在竟然打到私人家里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这事就在村里炸开了锅。那户人家的男人，也从煤矿回来了，听说了这事，气得不行，说肯定是有人搞鬼，故意吓唬他媳妇。他当天就找了公社的电话员，过来查线路，电话员查了整整一天，说线路没问题，机子也没问题，没有串线，没有被人搭线，一切都正常。
那男人不信邪，说就算是有鬼，还能隔着电话线过来？当天晚上，他就在家里守着，还叫了两个本家的兄弟，都带着家伙，三个人在家里守着，灯开得亮亮的。他还特意，在快到12点的时候，把电话线从墙上的插孔里拔了下来，扔在了桌子上，心说我把线拔了，看你还怎么响。
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刚指到12，那台拔了电话线的电话机，突然就响了。
三个人，眼睁睁的看着那台电话机，放在桌子上，电话线拔下来，扔在一边，机子却在嗡嗡的响，铃声还是那个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像个催命符似的。
那两个本家的兄弟，脸一下子就白了，转身就要跑。那男人到底是在煤矿下井的，胆子大，硬着头皮，走过去，伸手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。
他听见，那个细细的女人声音，在电流声里，一字一句的说：“你在煤矿上班，见过他吗？他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。”
男人当时浑身的血都凉了，他在县里的煤矿上班，这事，除了村里的人，外面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打电话的，怎么会知道？他拿着话筒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直到话筒里的声音消失了，他才慢慢的把话筒扣了回去。
从那天晚上之后，那户人家，就把电话拆了，机子也扔了，说什么都不用了。就算是这样，那女人说，每天晚上12点，她还是能听见，屋子里有电话铃声，细细的，嗡嗡的，像从墙里传出来的，有时候在炕梢，有时候在灶房，有时候在窗台上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可找遍了整个屋子，什么都没有。
那户人家，实在是住不下去了，没过多久，就全家搬走了，去了县里，再也没回过村里。
这事一出，村里彻底炸了锅。大家都怕了，说这东西，不光在大队部，现在顺着电话线，往村里各家各户钻了。谁家要是安了电话，12点准响，就算不安电话，也能听见电话铃声。
从那以后，村里再也没人敢提安电话的事了。供销社的电话，本来是安了一台，方便进货出货联系，结果自从这事出了之后，供销社的电话，每天晚上12点也准时响，接起来，就是那个女人的声音，问找她男人。供销社的主任，吓得直接把电话线剪了，机子锁进了柜子里，说什么都不用了。
可就算是剪了电话线，锁进了柜子里，每天晚上12点，柜子里还是会传出电话铃声，闷闷的，嗡嗡的，隔着柜子门，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供销社的两个售货员，晚上不敢在那值班，都跑回了家，供销社晚上再也没人敢待了。
那时候，整个村里，到处都人心惶惶的。天一黑，家家户户都锁上屋门，插上顶门杠，早早的就吹了灯，躺在炕上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就怕听见那电话铃声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有很多人，晚上能听见电话铃声，有的在院子里，有的在墙根下，有的在窗户外面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一到12点，就准时响，响个十几声，就停了。
我那时候，作为妇女主任，每天都要挨家挨户的去安抚村民，跟大家说，别害怕，没什么事，可我自己心里，也怕得厉害。每天晚上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就攥着你爷爷的手，浑身都紧张，就怕听见窗外有电话铃声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和你爷爷，在家睡觉，炕烧得滚热，屋门用顶门杠抵得死死的，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的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刚要睡着，突然就听见，我的耳边，响起了电话铃声。
细细的，嗡嗡的，就在我的耳朵边上，响得清清楚楚的。
我当时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冷汗瞬间就浸透了贴身的秋衣。屋里黑糊糊的，只有炕洞里的炭火，偶尔闪一下红光，安安静静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你爷爷在我旁边，睡得正香，打着呼噜。
我以为是我听错了，出现了幻觉，刚要松口气，那铃声，又响了。
还是在我的耳朵边上，嗡嗡的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离得特别近，就像有个电话机，就放在我的枕头边上。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着黑乎乎的屋顶，浑身都僵了。
然后，铃声停了。我听见，那个细细的，冷冷的女人声音，就在我的耳朵边上，贴着我的耳朵，轻轻的说：“你是妇女主任，你管着全村的人，你帮我找找他，好不好？”
那声音里，带着哭腔，带着委屈，带着几十年的等待和绝望，凉气顺着我的耳朵，钻进我的脑子里，钻进我的骨头缝里，我当时浑身都冻僵了，像掉进了冰窟窿里，连喊都喊不出来，只能死死的咬着牙，浑身抖个不停。
就在这时候，你爷爷醒了，他听见我抖得厉害，炕席都哗哗的响，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，打开了灯，问我“咋了？咋回事？”
灯一亮，屋里亮堂堂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声音，也瞬间就消失了。我看着你爷爷，嘴一瘪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，扑进他怀里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你爷爷抱着我，听我说完刚才的事，气得脸都红了，抄起炕边的顶门杠，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，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骂骂咧咧的，说什么“有本事出来！别躲在暗处吓唬人！”可转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，院子里只有厚厚的雪，安安静静的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
从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就病了，发着高烧，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的，嘴里不停的念叨，“别找我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”。你爷爷急坏了，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，给我打针，吃药，都不管用，高烧一直不退，烧了三天三夜，人都瘦脱了相。
村里的老人，都跟你爷爷说，这是被那东西缠上了，得想办法，让她走。可我们村里，没有会看事的人，也没人懂这些，大家只能干着急。你爷爷没办法，天天守在我床边，给我用酒擦身子降温，跟我说，别怕，有他在。
就在我烧得最厉害的那天晚上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做了个梦？不，不是梦，我清清楚楚的看见，一个女人，站在我的炕边，穿着一件蓝布棉袄，扎着两条辫子，脸白白的，瘦瘦的，眼睛红红的，手里攥着一个纳了一半的鞋底，站在那，看着我。
她没有害我，就站在那，看着我，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掉，落在地上，像一颗颗冰珠子。她跟我说，她不是想害人，她就是想找她男人，她等了他几十年了，她不知道他去哪了，她只知道，这个电话线，能通到很远的地方，能通到山里，能通到县里，她想通过电话，找到他。
她说，她男人答应她了，拉完这趟木头，就回来跟她过年，给她扯花布，做新棉袄，他不会骗她的，
原来是这样。
几十年前，她每天半夜12点，才从村口回家，死的那天，也是半夜12点，在村口的电线杆下面。几十年后，村里通了电话，线路从她死的地方走，她每天晚上12点，准时打电话过来，找她的男人。
她等了她男人一辈子，死了，还在等。还在找。
我把这事，原原本本的跟书记说了，书记听完，沉默了好久，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，最后，他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，说“这事，别往外传了，免得村里的人害怕。她就是想找她男人，等了几十年了，可怜人。”
从那以后，大队部的电话，还是每天晚上12点，准时响。村里的干部，轮着班去值班，大家都习惯了，到了12点，电话响了，没人去接，就让它响，响个十几声，它自己就停了，接下来的一夜，都安安静静的，再也不会响。
大家都觉得，她就是想打个电话，找她男人，没人接，她也就挂了，不会怎么样。
可我们都想错了。这事，远远没结束，真正吓人的，才刚刚开始。
那时候，村里有户人家，男人在县里的煤矿上班，是正式工，每个月都能挣工资，在村里算是条件最好的人家了。那男人经常要下井，怕家里有急事联系不上，就花了大价钱，托了关系，在自己家里安了一台拨号电话机，是整个村里，除了大队部之外，唯一的一台私人电话。那时候安个私人电话，可不是小事，要公社批，县里批，还要拉线，花的钱，够盖半间房子了，全村的人，都羡慕得不得了，都说他家有本事。
电话安上的头一个月，好好的，男人从煤矿往家里打电话，一打就通，方便得很，那户人家的女人，天天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说，家里安了电话，男人在外面上班，放心。
结果，就在安上电话的第二个月，出事了。
那天晚上，女人在家，哄着孩子睡了，自己坐在炕沿上，缝衣服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家里的电话，突然响了。
女人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么晚了，谁打电话啊？难道是男人在煤矿出事了？她赶紧跑过去，拿起了话筒，贴在耳朵上，喂了一声。
然后，她就僵住了。
话筒里，没有她男人的声音，只有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跟大队部电话里的一模一样。电流声里，那个细细的，冷冷的女人声音，传了出来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找我男人。”
女人当时吓得魂都飞了，手里的话筒“啪”的一声就掉在了地上，她连滚带爬的跑到炕边，一把抱起睡着的孩子，用被子裹住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那电话，还在响，一声接着一声，闷闷的，在空荡的屋子里，响得格外吓人。
她抱着孩子，不敢在家待了，连鞋都没穿好，拉开门就跑了出去，零下三十多度的天，抱着孩子，跑到了隔壁邻居家，拍开邻居家的门，一进门就瘫在了地上，脸白得像纸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邻居家赶紧给她灌了姜汤，她缓过来，哆哆嗦嗦的把晚上的事说了。邻居一听，脸都吓白了，都知道大队部电话的事，没想到，现在竟然打到私人家里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这事就在村里炸开了锅。那户人家的男人，也从煤矿回来了，听说了这事，气得不行，说肯定是有人搞鬼，故意吓唬他媳妇。他当天就找了公社的电话员，过来查线路，电话员查了整整一天，说线路没问题，机子也没问题，没有串线，没有被人搭线，一切都正常。
那男人不信邪，说就算是有鬼，还能隔着电话线过来？当天晚上，他就在家里守着，还叫了两个本家的兄弟，都带着家伙，三个人在家里守着，灯开得亮亮的。他还特意，在快到12点的时候，把电话线从墙上的插孔里拔了下来，扔在了桌子上，心说我把线拔了，看你还怎么响。
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刚指到12，那台拔了电话线的电话机，突然就响了。
三个人，眼睁睁的看着那台电话机，放在桌子上，电话线拔下来，扔在一边，机子却在嗡嗡的响，铃声还是那个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像个催命符似的。
那两个本家的兄弟，脸一下子就白了，转身就要跑。那男人到底是在煤矿下井的，胆子大，硬着头皮，走过去，伸手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。
他听见，那个细细的女人声音，在电流声里，一字一句的说：“你在煤矿上班，见过他吗？他赶大车，去林场拉木头，没回来。”
男人当时浑身的血都凉了，他在县里的煤矿上班，这事，除了村里的人，外面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打电话的，怎么会知道？他拿着话筒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直到话筒里的声音消失了，他才慢慢的把话筒扣了回去。
从那天晚上之后，那户人家，就把电话拆了，机子也扔了，说什么都不用了。就算是这样，那女人说，每天晚上12点，她还是能听见，屋子里有电话铃声，细细的，嗡嗡的，像从墙里传出来的，有时候在炕梢，有时候在灶房，有时候在窗台上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可找遍了整个屋子，什么都没有。
那户人家，实在是住不下去了，没过多久，就全家搬走了，去了县里，再也没回过村里。
这事一出，村里彻底炸了锅。大家都怕了，说这东西，不光在大队部，现在顺着电话线，往村里各家各户钻了。谁家要是安了电话，12点准响，就算不安电话，也能听见电话铃声。
从那以后，村里再也没人敢提安电话的事了。供销社的电话，本来是安了一台，方便进货出货联系，结果自从这事出了之后，供销社的电话，每天晚上12点也准时响，接起来，就是那个女人的声音，问找她男人。供销社的主任，吓得直接把电话线剪了，机子锁进了柜子里，说什么都不用了。
可就算是剪了电话线，锁进了柜子里，每天晚上12点，柜子里还是会传出电话铃声，闷闷的，嗡嗡的，隔着柜子门，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供销社的两个售货员，晚上不敢在那值班，都跑回了家，供销社晚上再也没人敢待了。
那时候，整个村里，到处都人心惶惶的。天一黑，家家户户都锁上屋门，插上顶门杠，早早的就吹了灯，躺在炕上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就怕听见那电话铃声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有很多人，晚上能听见电话铃声，有的在院子里，有的在墙根下，有的在窗户外面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一到12点，就准时响，响个十几声，就停了。
我那时候，作为妇女主任，每天都要挨家挨户的去安抚村民，跟大家说，别害怕，没什么事，可我自己心里，也怕得厉害。每天晚上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就攥着你爷爷的手，浑身都紧张，就怕听见窗外有电话铃声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和你爷爷，在家睡觉，炕烧得滚热，屋门用顶门杠抵得死死的，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的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刚要睡着，突然就听见，我的耳边，响起了电话铃声。
细细的，嗡嗡的，就在我的耳朵边上，响得清清楚楚的。
我当时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冷汗瞬间就浸透了贴身的秋衣。屋里黑糊糊的，只有炕洞里的炭火，偶尔闪一下红光，安安静静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你爷爷在我旁边，睡得正香，打着呼噜。
我以为是我听错了，出现了幻觉，刚要松口气，那铃声，又响了。
还是在我的耳朵边上，嗡嗡的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离得特别近，就像有个电话机，就放在我的枕头边上。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着黑乎乎的屋顶，浑身都僵了。
然后，铃声停了。我听见，那个细细的，冷冷的女人声音，就在我的耳朵边上，贴着我的耳朵，轻轻的说：“你是妇女主任，你管着全村的人，你帮我找找他，好不好？”
那声音里，带着哭腔，带着委屈，带着几十年的等待和绝望，凉气顺着我的耳朵，钻进我的脑子里，钻进我的骨头缝里，我当时浑身都冻僵了，像掉进了冰窟窿里，连喊都喊不出来，只能死死的咬着牙，浑身抖个不停。
就在这时候，你爷爷醒了，他听见我抖得厉害，炕席都哗哗的响，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，打开了灯，问我“咋了？咋回事？”
灯一亮，屋里亮堂堂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声音，也瞬间就消失了。我看着你爷爷，嘴一瘪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，扑进他怀里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你爷爷抱着我，听我说完刚才的事，气得脸都红了，抄起炕边的顶门杠，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，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骂骂咧咧的，说什么“有本事出来！别躲在暗处吓唬人！”可转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，院子里只有厚厚的雪，安安静静的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
从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就病了，发着高烧，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的，嘴里不停的念叨，“别找我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”。你爷爷急坏了，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，给我打针，吃药，都不管用，高烧一直不退，烧了三天三夜，人都瘦脱了相。
村里的老人，都跟你爷爷说，这是被那东西缠上了，得想办法，让她走。可我们村里，没有会看事的人，也没人懂这些，大家只能干着急。你爷爷没办法，天天守在我床边，给我用酒擦身子降温，跟我说，别怕，有他在。
就在我烧得最厉害的那天晚上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做了个梦？不，不是梦，我清清楚楚的看见，一个女人，站在我的炕边，穿着一件蓝布棉袄，扎着两条辫子，脸白白的，瘦瘦的，眼睛红红的，手里攥着一个纳了一半的鞋底，站在那，看着我。
她没有害我，就站在那，看着我，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掉，落在地上，像一颗颗冰珠子。她跟我说，她不是想害人，她就是想找她男人，她等了他几十年了，她不知道他去哪了，她只知道，这个电话线，能通到很远的地方，能通到山里，能通到县里，她想通过电话，找到他。
她说，她男人答应她了，拉完这趟木头，就回来跟她过年，给她扯花布，做新棉袄，他不会骗她的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