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坐在炕头纳鞋底，麻线穿过三层厚白布的声音“嗤啦嗤啦”，在煤油灯昏黄的光里一下下敲着夜的安静。我趴在炕沿上晃着两条悬空的腿，指甲抠着炕席上磨得发亮的纹路，盯着她手里那根磨得锃亮的铜顶针看了足足半个钟头，终于忍不住拽了拽她蓝布褂子的袖子。
“奶奶，讲个故事呗。”
奶奶头也没抬，针尖在头发上蹭了蹭，又飞快地扎进鞋底，“哪有那么多故事讲，去外屋抓把炒黄豆吃。”
“黄豆都吃完了，”我不依不饶地晃她胳膊，把身子吊在她胳膊上晃来晃去，“就讲那个老大夫的，上次你说半夜出诊那个，说到一半就去喂猪了。”
奶奶的手顿了一下，针尖停在半空中。她抬起头看了看窗外，黑沉沉的夜把窗户纸糊得严严实实，风刮过房檐下的玉米秸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外面走路。她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拿起炕边那个磨得发亮的铜烟袋，从烟荷包里挖了一锅旱烟，用洋火点着，深吸了一口，白色的烟雾慢悠悠地升起来，把她满是皱纹的脸遮得模模糊糊。
“那个故事吓人，你听了半夜不敢上茅房。”
“我才不怕，”我拍着胸脯，把胸脯拍得“咚咚”响，“我敢一个人去外屋拿水缸里的凉水解渴。”
奶奶被我逗笑了，露出嘴里仅剩的几颗牙。她又抽了一口烟，烟锅里的火星在黑暗里一明一暗，像一只眨着的眼睛。过了好半天，她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。
“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你爷爷还在生产队赶大车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去，半夜才回来。咱们村那时候穷，整个公社就一个卫生所，离咱们村有二十多里地，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找王大夫。”
王大夫那时候四十多岁，中等个子，背有点驼，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左胸口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。他是咱们村唯一的赤脚医生，医术是跟他爹学的，他爹以前是闯关东过来的郎中，在这一带很有名气。王大夫继承了他爹的医术，也继承了他爹的脾气，为人实在，看病从来不多收钱，谁家要是穷，拿几个鸡蛋或者一筐土豆就能抵药费，要是实在没钱，他就白给看。
那时候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摩托车，王大夫出诊就靠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那辆自行车是他攒了三年的工资买的，宝贝得不得了，每天都擦得锃亮，车把上缠着黑胶布，车座上套着一个用旧布缝的套子。车把的右边，总是挂着一个棕色的牛皮药箱，药箱上印着一个红色的十字，边角都磨破了，用细麻绳缝着。药箱里永远整整齐齐地摆着听诊器、水银体温计、玻璃注射器、铝制的消毒盒，还有各种用纸包着的药片和用麻纸包着的草药。
王大夫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有人敲门叫他出诊，他从来都不推辞。哪怕是大年三十晚上，正在吃饺子，只要有人喊，他放下筷子背上药箱就走。村里人都说，王大夫是菩萨心肠，这辈子积德行善，肯定能长命百岁。
谁也没想到，他最后会落得那样一个下场。
那是秋天的事了，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，玉米秸都拉回了家，堆在院子里，像一座座小山。那天晚上，王大夫刚吃完饭，正坐在炕上就着煤油灯看医书，他媳妇在炕边缝补衣服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“咚咚咚”，很轻，但是在安静的夜里，听得格外清楚。
“谁啊？”王大夫的媳妇喊了一声。
外面没有人回答，敲门声又响了起来，“咚咚咚”，还是那么轻。
王大夫放下手里的书，穿上鞋走到门口，打开了门。
门外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头上包着一块黑色的头巾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，只能看到下巴。她的个子不高，很瘦，站在那里，像一根细竹竿。
“王大夫，”女人的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，“我婆婆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你能不能去看看？”
王大夫借着屋里透出来的灯光，看了看那个女人，觉得有点面生，好像不是咱们村的。但是他也没多想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看病，不认识也正常。
“行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上药箱。”王大夫说。
女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就站在门口等着。
王大夫回到屋里，背上药箱，又拿了挂在墙上的手电筒，对他媳妇说，“我去去就回，你先睡吧。”
“天黑，路上小心点。”他媳妇叮嘱道。
“知道了。”王大夫说完，就跟着那个女人走了。
那天晚上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天阴得很重，像是要下雨。路上很黑，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前面几步远的地方，周围都是黑漆漆的，只能听到风吹过玉米秸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两个人的脚步声。
女人走得很快，步子很轻，几乎听不到声音。王大夫骑着自行车，都差点跟不上她。他心里有点奇怪，这个女人看着瘦瘦小小的，怎么走得这么快。但是他也没多想，只顾着骑车，生怕耽误了病人的病情。
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女人停了下来，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子说，“到了，就是那里。”
王大夫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前面有一座土坯房，院墙是用篱笆扎的，已经很破旧了，有的地方都倒了。院子里很黑，没有灯，也没有狗叫，静得可怕。
女人推开院门，领着王大夫走了进去。院子里长满了杂草，踩上去“沙沙”响。院子的角落里，堆着一些柴火，还有一个破水缸，缸里没有水，长满了青苔。
女人走到屋门口，推开了门。一股冷风从屋里吹了出来，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。
“娘，王大夫来了。”女人对着屋里喊了一声，声音还是那么轻。
屋里没有人回答。
女人侧身让王大夫进去，“你进来吧，我婆婆在炕上躺着呢。”
王大夫走进屋，屋里很黑，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，灯芯很小，灯光很暗，只能照亮桌子周围一小块地方。屋里的摆设很简单，一张土炕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柜子。墙上糊着报纸，很多地方都已经发黄脱落了。
一个老太太躺在炕上，盖着一床厚厚的黑色被子，脸朝着墙，看不到脸。她的身子很瘦小，被子盖在她身上，像是盖在一根木头上。
王大夫走到炕边，把药箱放在地上，打开，拿出听诊器。
“老太太，我给你看看病。”王大夫说。
老太太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。
女人走过去，轻轻推了推老太太的肩膀，“娘，王大夫来了，你转过来。”
老太太慢慢地转过身来。
王大夫借着煤油灯的光，看清了老太太的脸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老太太的脸白得吓人，像一张白纸一样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像是用刀刻上去的一样。她的眼睛很浑浊，灰蒙蒙的，没有一点神采，像是蒙了一层雾。她的嘴唇很薄，颜色发紫，紧紧地抿着。
王大夫行医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的病人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脸色这么白的人。就算是失血过多的人，脸色也不会这么白，白得像死人一样。
“老太太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”王大夫定了定神，问道。
老太太张了张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蚊子叫一样，“浑身疼……冷……冷得厉害……”
她的声音很沙哑，像是很久都没有说过话了。
王大夫拿出体温计，甩了甩，递给老太太，“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我给你量量体温。”
老太太伸出手，接过体温计。她的手很凉，像冰一样，王大夫碰到她的手的时候，打了个寒颤。
老太太把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，然后又躺了下去，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王大夫拿出听诊器，放在她的胸口，听了听她的心肺。她的心跳很慢，很弱，几乎听不到。呼吸也很微弱，像是随时都会停止一样。
过了五分钟，王大夫拿出体温计，看了看。
体温计上的刻度，停在35度。
正常人的体温是36到37度，就算是体温偏低的人，也不会低于35.5度。35度，已经是很低的体温了，只有快要死的人，才会有这么低的体温。
王大夫皱了皱眉头，又给她摸了摸脉。她的脉搏很细，很弱，跳得很慢，一分钟只有三十多次。
“你婆婆病了多久了？”王大夫转过头，问那个女人。
女人站在桌子旁边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。“病了好几天了，一直躺着，不吃不喝，就说冷。”
“怎么不早点叫我？”王大夫有点生气，“再晚来几天，人就不行了。”
女人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像是做错了事一样。
王大夫叹了口气，从药箱里拿出注射器和药瓶，抽了一针退烧针，又抽了一针营养液。“我先给她打一针退烧针，再打一针营养液，看看能不能好点。”
女人点了点头，还是没有说话。
王大夫给老太太打了针，然后又从药箱里拿出几包药，递给女人，“这是退烧药，一次吃一包，一天吃三次。这是消炎药，一次吃两片，一天吃三次。明天要是还不好，你就去村里找我。”
女人接过药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，递给王大夫。布包里面包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还有几个硬币。
王大夫数了数，一共是一块二毛钱。他知道，这可能是她们家全部的积蓄了。他从里面拿出五毛钱，把剩下的又递给女人，“就收个药钱，出诊费就不要了。”
女人没有接，只是低着头说，“王大夫，你拿着吧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”
“不用了，”王大夫把钱塞到她手里，“你们也不容易。”
女人没有再推辞，把钱收了起来。
王大夫收拾好药箱，背上，准备走。走到门口的
“奶奶，讲个故事呗。”
奶奶头也没抬，针尖在头发上蹭了蹭，又飞快地扎进鞋底，“哪有那么多故事讲，去外屋抓把炒黄豆吃。”
“黄豆都吃完了，”我不依不饶地晃她胳膊，把身子吊在她胳膊上晃来晃去，“就讲那个老大夫的，上次你说半夜出诊那个，说到一半就去喂猪了。”
奶奶的手顿了一下，针尖停在半空中。她抬起头看了看窗外，黑沉沉的夜把窗户纸糊得严严实实，风刮过房檐下的玉米秸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外面走路。她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拿起炕边那个磨得发亮的铜烟袋，从烟荷包里挖了一锅旱烟，用洋火点着，深吸了一口，白色的烟雾慢悠悠地升起来，把她满是皱纹的脸遮得模模糊糊。
“那个故事吓人，你听了半夜不敢上茅房。”
“我才不怕，”我拍着胸脯，把胸脯拍得“咚咚”响，“我敢一个人去外屋拿水缸里的凉水解渴。”
奶奶被我逗笑了，露出嘴里仅剩的几颗牙。她又抽了一口烟，烟锅里的火星在黑暗里一明一暗，像一只眨着的眼睛。过了好半天，她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。
“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你爷爷还在生产队赶大车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去，半夜才回来。咱们村那时候穷，整个公社就一个卫生所，离咱们村有二十多里地，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找王大夫。”
王大夫那时候四十多岁，中等个子，背有点驼，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左胸口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。他是咱们村唯一的赤脚医生，医术是跟他爹学的，他爹以前是闯关东过来的郎中，在这一带很有名气。王大夫继承了他爹的医术，也继承了他爹的脾气，为人实在，看病从来不多收钱，谁家要是穷，拿几个鸡蛋或者一筐土豆就能抵药费，要是实在没钱，他就白给看。
那时候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摩托车，王大夫出诊就靠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那辆自行车是他攒了三年的工资买的，宝贝得不得了，每天都擦得锃亮，车把上缠着黑胶布，车座上套着一个用旧布缝的套子。车把的右边，总是挂着一个棕色的牛皮药箱，药箱上印着一个红色的十字，边角都磨破了，用细麻绳缝着。药箱里永远整整齐齐地摆着听诊器、水银体温计、玻璃注射器、铝制的消毒盒，还有各种用纸包着的药片和用麻纸包着的草药。
王大夫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有人敲门叫他出诊，他从来都不推辞。哪怕是大年三十晚上，正在吃饺子，只要有人喊，他放下筷子背上药箱就走。村里人都说，王大夫是菩萨心肠，这辈子积德行善，肯定能长命百岁。
谁也没想到，他最后会落得那样一个下场。
那是秋天的事了，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，玉米秸都拉回了家，堆在院子里，像一座座小山。那天晚上，王大夫刚吃完饭，正坐在炕上就着煤油灯看医书，他媳妇在炕边缝补衣服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“咚咚咚”，很轻，但是在安静的夜里，听得格外清楚。
“谁啊？”王大夫的媳妇喊了一声。
外面没有人回答，敲门声又响了起来，“咚咚咚”，还是那么轻。
王大夫放下手里的书，穿上鞋走到门口，打开了门。
门外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头上包着一块黑色的头巾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，只能看到下巴。她的个子不高，很瘦，站在那里，像一根细竹竿。
“王大夫，”女人的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，“我婆婆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你能不能去看看？”
王大夫借着屋里透出来的灯光，看了看那个女人，觉得有点面生，好像不是咱们村的。但是他也没多想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看病，不认识也正常。
“行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上药箱。”王大夫说。
女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就站在门口等着。
王大夫回到屋里，背上药箱，又拿了挂在墙上的手电筒，对他媳妇说，“我去去就回，你先睡吧。”
“天黑，路上小心点。”他媳妇叮嘱道。
“知道了。”王大夫说完，就跟着那个女人走了。
那天晚上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天阴得很重，像是要下雨。路上很黑，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前面几步远的地方，周围都是黑漆漆的，只能听到风吹过玉米秸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两个人的脚步声。
女人走得很快，步子很轻，几乎听不到声音。王大夫骑着自行车，都差点跟不上她。他心里有点奇怪，这个女人看着瘦瘦小小的，怎么走得这么快。但是他也没多想，只顾着骑车，生怕耽误了病人的病情。
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女人停了下来，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子说，“到了，就是那里。”
王大夫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前面有一座土坯房，院墙是用篱笆扎的，已经很破旧了，有的地方都倒了。院子里很黑，没有灯，也没有狗叫，静得可怕。
女人推开院门，领着王大夫走了进去。院子里长满了杂草，踩上去“沙沙”响。院子的角落里，堆着一些柴火，还有一个破水缸，缸里没有水，长满了青苔。
女人走到屋门口，推开了门。一股冷风从屋里吹了出来，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。
“娘，王大夫来了。”女人对着屋里喊了一声，声音还是那么轻。
屋里没有人回答。
女人侧身让王大夫进去，“你进来吧，我婆婆在炕上躺着呢。”
王大夫走进屋，屋里很黑，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，灯芯很小，灯光很暗，只能照亮桌子周围一小块地方。屋里的摆设很简单，一张土炕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柜子。墙上糊着报纸，很多地方都已经发黄脱落了。
一个老太太躺在炕上，盖着一床厚厚的黑色被子，脸朝着墙，看不到脸。她的身子很瘦小，被子盖在她身上，像是盖在一根木头上。
王大夫走到炕边，把药箱放在地上，打开，拿出听诊器。
“老太太，我给你看看病。”王大夫说。
老太太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。
女人走过去，轻轻推了推老太太的肩膀，“娘，王大夫来了，你转过来。”
老太太慢慢地转过身来。
王大夫借着煤油灯的光，看清了老太太的脸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老太太的脸白得吓人，像一张白纸一样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像是用刀刻上去的一样。她的眼睛很浑浊，灰蒙蒙的，没有一点神采，像是蒙了一层雾。她的嘴唇很薄，颜色发紫，紧紧地抿着。
王大夫行医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的病人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脸色这么白的人。就算是失血过多的人，脸色也不会这么白，白得像死人一样。
“老太太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”王大夫定了定神，问道。
老太太张了张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蚊子叫一样，“浑身疼……冷……冷得厉害……”
她的声音很沙哑，像是很久都没有说过话了。
王大夫拿出体温计，甩了甩，递给老太太，“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我给你量量体温。”
老太太伸出手，接过体温计。她的手很凉，像冰一样，王大夫碰到她的手的时候，打了个寒颤。
老太太把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，然后又躺了下去，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王大夫拿出听诊器，放在她的胸口，听了听她的心肺。她的心跳很慢，很弱，几乎听不到。呼吸也很微弱，像是随时都会停止一样。
过了五分钟，王大夫拿出体温计，看了看。
体温计上的刻度，停在35度。
正常人的体温是36到37度，就算是体温偏低的人，也不会低于35.5度。35度，已经是很低的体温了，只有快要死的人，才会有这么低的体温。
王大夫皱了皱眉头，又给她摸了摸脉。她的脉搏很细，很弱，跳得很慢，一分钟只有三十多次。
“你婆婆病了多久了？”王大夫转过头，问那个女人。
女人站在桌子旁边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。“病了好几天了，一直躺着，不吃不喝，就说冷。”
“怎么不早点叫我？”王大夫有点生气，“再晚来几天，人就不行了。”
女人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像是做错了事一样。
王大夫叹了口气，从药箱里拿出注射器和药瓶，抽了一针退烧针，又抽了一针营养液。“我先给她打一针退烧针，再打一针营养液，看看能不能好点。”
女人点了点头，还是没有说话。
王大夫给老太太打了针，然后又从药箱里拿出几包药，递给女人，“这是退烧药，一次吃一包，一天吃三次。这是消炎药，一次吃两片，一天吃三次。明天要是还不好，你就去村里找我。”
女人接过药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，递给王大夫。布包里面包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还有几个硬币。
王大夫数了数，一共是一块二毛钱。他知道，这可能是她们家全部的积蓄了。他从里面拿出五毛钱，把剩下的又递给女人，“就收个药钱，出诊费就不要了。”
女人没有接，只是低着头说，“王大夫，你拿着吧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”
“不用了，”王大夫把钱塞到她手里，“你们也不容易。”
女人没有再推辞，把钱收了起来。
王大夫收拾好药箱，背上，准备走。走到门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