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那时候也就七八岁，刚放了寒假，晚上吃完饭，碗筷刚撤下去，爷爷坐在炕梢就着煤油灯搓草绳，奶奶坐在炕沿上纳鞋底，麻线穿过厚布的嗤啦声在屋里一下一下的响。我窝在奶奶怀里，脚伸在炕头的热乎气里，磨着她给我讲个吓人的故事。奶奶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，针尖对着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，瞥了我一眼，说你这小崽子，前儿个听完半夜不敢去外屋地撒尿，哭着喊你爷陪你，今儿个又忘了？我赶紧抱着她的胳膊晃，把脸埋在她的棉袄袖子上，说我这回不怕，我有爷给我削的木刀，能砍鬼。爷爷在炕梢敲了敲手里的草绳，哼了一声，说别给她讲那些瘆人的，吓着孩子晚上睡不好。奶奶没理他，从炕头的烟笸箩里捻了点旱烟，卷了颗烟，凑在煤油灯上点着了，吸了一口，烟圈慢悠悠的飘起来，混着旱烟的焦糊味和纳鞋底的麻线味，就讲开了。她说这个故事，是她年轻时候，从娘家屯子的老姐妹嘴里听来的，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大集体的时候，事儿是真事儿，当事人她没见过，都是屯子里一辈辈传下来的，里头的人，全都是短命的，没一个活过二十五岁。
那时候的东北农村，日子过得慢，也过得苦，全靠生产队里挣工分吃饭，一个壮劳力干一天，挣十个工分，十个工分也就够换两斤粗粮，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故事里的那个小伙子，叫国梁，那年才二十一岁，爹妈在他十五岁那年冬天上山拉烧柴，遇上了白毛风，俩人在山里迷了路，等第二天屯子里的人找到的时候，早就冻硬了，就剩国梁一个半大孩子，孤孤单单的活在世上。队里的人看着他可怜，就凑了人手，在老场院的西头，给他盖了一间土坯房，墙是用河套里挖出来的泥脱的土坯垒的，房盖苫了厚厚的房草，屋里一铺通炕，外屋地搭了灶台，放了一口大水缸，还有两个腌酸菜的大缸，就算是个家了。这房子离屯子里住户集中的地方，有百八十米远，独门独户，旁边就是生产队的老场院，背后是收完庄稼的苞米地，一到秋天，地里只剩光秃秃的苞米杆子，黑黢黢的立在那里，风一吹，就哗啦哗啦的响，像人在背地里说话。
国梁是个老实孩子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跟屯子里的半大小子凑堆喝酒耍钱，但是干活肯下力气，队里的脏活累活，别人不愿意干的，他都愿意干，刨粪、送粪、耕地、割苞米，啥活都拿得起来，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也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，挣的工分比一般的壮劳力都多，自己一个人过日子，省吃俭用，除了买点盐、打点煤油，几乎不花什么钱，日子也能勉强过下去。他屋里就一个木头柜子，是爹妈留下的，放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，炕梢堆着粮食，外屋地的柴火垛永远堆得满满的，炕永远烧得热热的，下了工，就自己回屋，烧火做饭，喂喂自己养的两只下蛋鸡，坐在炕沿上搓搓麻绳、纳纳鞋底，天一黑就插上门，早早歇着，屯子里的人都说，国梁这孩子，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命太苦了。
那年秋收，屯子里的庄稼都收回来了，全堆在了老场院里。那时候的老场院，是生产队的命根子，全屯子人一年的口粮，全在里面，近万平米的场地，用黄土铺了，赶着马拉着碌碡，反复轧得溜平溜平，硬得跟水泥地似的，下雨都不积水。场院里面，东头是一排苞米楼子，用木头搭的架子，里面堆满了刚收回来的苞米棒子，黄澄澄的，西头是黄豆垛、谷子垛、高粱秆子垛，正中间堆着几个巨大的粮囤，用席子围起来的，里面装着脱好粒的粮食，场院的东头，挨着苞米楼子，是一间碾房，土坯垒的房子，里面放着一盘巨大的石碾子，还有一盘上千斤重的石磨，全屯子人磨面、碾米，全靠这两样东西，平时不用的时候，碾房的门就用大铁锁锁上，钥匙只有一把，放在队部的会计手里，谁要用，就去会计那里拿钥匙，用完了马上还回去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场院的西头，还有一间小小的更房子，里面一铺小炕，能烧火取暖，是给看夜的人歇脚用的。
秋收之后，场院必须有人看夜，一是防着外屯子的人来偷粮食，二是防着耗子霍霍粮食，三是防着柴火垛失火，一点火星子，就能把全屯子一年的口粮烧没了。看夜的活，工分给得高，干一宿，顶白天一天半的工分，但是屯子里的人，大多不愿意干，一是晚上冷，东北的秋天，后半夜能冻到零下，在外面转一宿，能把人冻透了，二是场院离屯子远，晚上黑黢黢的，就一个人，胆子小的根本不敢去。国梁不一样，他就住场院旁边，几步路就到了，而且他一个人过日子，想多挣点工分，多攒点粮食，以后好说个媳妇，就主动找队长，把场院看夜的活，大半都接了过来。队长看着他老实可靠，也放心，就答应了，跟他说，晚上多转几圈，别偷懒，有事就往屯子里喊，大伙听见了就过来。
国梁看夜的头几天，啥事儿都没有。每天晚上，天一擦黑，他就吃了晚饭，扛着锄头，拿着手电筒，去场院里转，一圈一圈的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看看粮囤有没有事，看看柴火垛有没有火星子，看看碾房的门锁没锁好，转累了，就回更房子里，烧点柴火，烤烤火，歇一会儿，再出去转，一宿下来，至少要转个五六圈，一点都不偷懒。
怪事发生在他看夜的第七天晚上。那天后半夜，大概十二点多，天阴沉沉的，一点月亮都没有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风刮得特别大，吹得苞米楼子呼呼的响，像人在压低了嗓子喘气。国梁刚绕着场院转了一圈，冻得鼻子尖通红，靠在黄豆垛上，掏出旱烟，卷了一颗，凑在手电筒的微光里点着了，刚吸了一口，就听见场院东头的碾房那里，传来了吱呀、吱呀的声音。
那声音特别清楚，在静得吓人的夜里，隔着几百米，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是石磨转动的声音，慢腾腾的，一下一下的，磨盘和磨盘之间摩擦着，带着沉重的闷响，中间还夹杂着粮食落在磨盘上的哗啦声，还有细细的、女人的哼唧声，混在磨盘声里，若有若无的。
国梁手里的烟卷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，浑身的汗毛瞬间就竖起来了，头皮麻得像过电一样。他太清楚了，碾房的门，傍晚他检查的时候，亲手锁上的，大铁锁扣得死死的，钥匙在队部会计的兜里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去。而且那石磨，两扇加起来上千斤重，就算是两个壮小伙，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得动，大半夜的，谁会去那里推磨？
他抄起脚边的锄头，手指因为用力，攥得指节都发白了，另一只手猛地拧亮手电筒，一道惨白的光柱在黑夜里划开一道口子，直直的照向碾房的方向，然后咬着牙，一步一步的往那边走。风刮得更猛了，吹得他的棉袄呼呼的响，碎草沫子被风吹起来，打在他的脸上，生疼，手电筒的光柱被风吹得晃来晃去，照在地上的苞米杆子影子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无数个人，趴在地上，往他这边爬。
他走一步，那磨盘声就响一下，越走越近，声音就越清楚，那吱呀吱呀的摩擦声，还有女人的哼唧声，就像在他耳边响一样，听得他心脏跳得飞快，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他走到碾房门口，手电筒猛地往门上一照，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——那把大铁锁，好好的挂在门鼻上，锁梁扣得死死的，一点都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，连一点晃动都没有。
他当时腿就有点软了，用锄头把狠狠的砸了砸门板，扯着嗓子喊，谁在里面？赶紧出来！再不出来我喊人了！他的声音在夜里传出去很远，但是碾房里，一点回应都没有，原本响着的磨盘声，还有那女人的哼唧声，在他喊完之后，一下子就停了，死一样的寂静，只有风刮过门板的呼呼声，还有他自己粗重的喘气声。
他站在门口，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，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，照在锁头上，确实是锁死的，一点都没动过。他扒着门缝，使劲往里看，门缝里黑黢黢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一股子凉飕飕的风，从门缝里吹出来，带着一股子发霉的味道，还有淡淡的、烧纸的糊味，吹在他的脸上，凉得钻骨头缝。
他不敢开门，也不敢再待下去，转身就往回跑，锄头都差点扔了，手电筒的光柱在地上乱晃，他拼了命的跑回自己的屋，猛地推开门冲进去，反手就把门插上，用碗口粗的顶门杠，死死的把门顶住，然后靠在门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浑身的冷汗，把里面的秋衣都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冰凉冰凉的。
他缓了好半天，才缓过劲来，往炕洞里添了好几块木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炕很快就热了起来，但是他还是觉得冷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。他裹着厚厚的棉被，坐在炕头，眼睛死死的盯着门，耳朵竖起来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除了风声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总觉得，那吱呀吱呀的磨盘声，一直在他耳边响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挥之不去。那一宿，他没敢合眼，一直坐到天亮，太阳出来了，屯子里传来了鸡叫和人说话的声音，他才敢松了一口气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去了队部，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一五一十的跟队长和在场的社员说了。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庄稼人，脸晒得黢黑，一辈子跟黑土地打交道，性子倔，不信这些邪门歪道的事，听完之后，哈哈笑了两声，拍了拍国梁的肩膀，说国梁你小子，是不是昨儿个晚上偷偷喝了酒，睡迷糊了，听差音了？那碾房的钥匙，一直在会计兜里揣着，就一把，他睡觉都搁枕头底下，谁能进去？
旁边的社员也跟着起哄，七嘴八舌的，说就是啊，国梁，是不是一个人住久了，想媳妇想魔怔了，出现幻觉了？那石磨上千斤重，别说没人，就算有人，大半夜的，谁闲的没事去推那玩意儿？还有人说，指定是风刮的，碾房里的窗户纸响，你当成磨盘声了，别自己吓自己。
会计也从兜里掏出那串钥匙，哗啦啦的晃了晃，说钥匙我天天揣着，一步都没离身，昨儿个晚上根本没人找我拿钥匙，你指定是听错了，别往心里去。
国梁张了张嘴，想辩解，他清清楚楚的听见了磨盘声，还有女人的哼唧声，绝对不是风刮的，但是他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只能把话咽了回去，低着头，闷声不说话。队长看他脸色不好，也没再多说，就说行了，干活去吧，晚上要是害怕，就找个人跟你搭伴，别一个人硬扛着。国梁点了点头，扛着锄头，跟着大伙下地去了。
那天白天，大伙一起在地里刨苞米茬子，男的在前头用镐头刨，女的在后面捡，堆成一堆一堆的，等着马车拉回屯子里当烧
那时候的东北农村，日子过得慢，也过得苦，全靠生产队里挣工分吃饭，一个壮劳力干一天，挣十个工分，十个工分也就够换两斤粗粮，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故事里的那个小伙子，叫国梁，那年才二十一岁，爹妈在他十五岁那年冬天上山拉烧柴，遇上了白毛风，俩人在山里迷了路，等第二天屯子里的人找到的时候，早就冻硬了，就剩国梁一个半大孩子，孤孤单单的活在世上。队里的人看着他可怜，就凑了人手，在老场院的西头，给他盖了一间土坯房，墙是用河套里挖出来的泥脱的土坯垒的，房盖苫了厚厚的房草，屋里一铺通炕，外屋地搭了灶台，放了一口大水缸，还有两个腌酸菜的大缸，就算是个家了。这房子离屯子里住户集中的地方，有百八十米远，独门独户，旁边就是生产队的老场院，背后是收完庄稼的苞米地，一到秋天，地里只剩光秃秃的苞米杆子，黑黢黢的立在那里，风一吹，就哗啦哗啦的响，像人在背地里说话。
国梁是个老实孩子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跟屯子里的半大小子凑堆喝酒耍钱，但是干活肯下力气，队里的脏活累活，别人不愿意干的，他都愿意干，刨粪、送粪、耕地、割苞米，啥活都拿得起来，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也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，挣的工分比一般的壮劳力都多，自己一个人过日子，省吃俭用，除了买点盐、打点煤油，几乎不花什么钱，日子也能勉强过下去。他屋里就一个木头柜子，是爹妈留下的，放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，炕梢堆着粮食，外屋地的柴火垛永远堆得满满的，炕永远烧得热热的，下了工，就自己回屋，烧火做饭，喂喂自己养的两只下蛋鸡，坐在炕沿上搓搓麻绳、纳纳鞋底，天一黑就插上门，早早歇着，屯子里的人都说，国梁这孩子，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命太苦了。
那年秋收，屯子里的庄稼都收回来了，全堆在了老场院里。那时候的老场院，是生产队的命根子，全屯子人一年的口粮，全在里面，近万平米的场地，用黄土铺了，赶着马拉着碌碡，反复轧得溜平溜平，硬得跟水泥地似的，下雨都不积水。场院里面，东头是一排苞米楼子，用木头搭的架子，里面堆满了刚收回来的苞米棒子，黄澄澄的，西头是黄豆垛、谷子垛、高粱秆子垛，正中间堆着几个巨大的粮囤，用席子围起来的，里面装着脱好粒的粮食，场院的东头，挨着苞米楼子，是一间碾房，土坯垒的房子，里面放着一盘巨大的石碾子，还有一盘上千斤重的石磨，全屯子人磨面、碾米，全靠这两样东西，平时不用的时候，碾房的门就用大铁锁锁上，钥匙只有一把，放在队部的会计手里，谁要用，就去会计那里拿钥匙，用完了马上还回去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场院的西头，还有一间小小的更房子，里面一铺小炕，能烧火取暖，是给看夜的人歇脚用的。
秋收之后，场院必须有人看夜，一是防着外屯子的人来偷粮食，二是防着耗子霍霍粮食，三是防着柴火垛失火，一点火星子，就能把全屯子一年的口粮烧没了。看夜的活，工分给得高，干一宿，顶白天一天半的工分，但是屯子里的人，大多不愿意干，一是晚上冷，东北的秋天，后半夜能冻到零下，在外面转一宿，能把人冻透了，二是场院离屯子远，晚上黑黢黢的，就一个人，胆子小的根本不敢去。国梁不一样，他就住场院旁边，几步路就到了，而且他一个人过日子，想多挣点工分，多攒点粮食，以后好说个媳妇，就主动找队长，把场院看夜的活，大半都接了过来。队长看着他老实可靠，也放心，就答应了，跟他说，晚上多转几圈，别偷懒，有事就往屯子里喊，大伙听见了就过来。
国梁看夜的头几天，啥事儿都没有。每天晚上，天一擦黑，他就吃了晚饭，扛着锄头，拿着手电筒，去场院里转，一圈一圈的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看看粮囤有没有事，看看柴火垛有没有火星子，看看碾房的门锁没锁好，转累了，就回更房子里，烧点柴火，烤烤火，歇一会儿，再出去转，一宿下来，至少要转个五六圈，一点都不偷懒。
怪事发生在他看夜的第七天晚上。那天后半夜，大概十二点多，天阴沉沉的，一点月亮都没有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风刮得特别大，吹得苞米楼子呼呼的响，像人在压低了嗓子喘气。国梁刚绕着场院转了一圈，冻得鼻子尖通红，靠在黄豆垛上，掏出旱烟，卷了一颗，凑在手电筒的微光里点着了，刚吸了一口，就听见场院东头的碾房那里，传来了吱呀、吱呀的声音。
那声音特别清楚，在静得吓人的夜里，隔着几百米，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是石磨转动的声音，慢腾腾的，一下一下的，磨盘和磨盘之间摩擦着，带着沉重的闷响，中间还夹杂着粮食落在磨盘上的哗啦声，还有细细的、女人的哼唧声，混在磨盘声里，若有若无的。
国梁手里的烟卷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，浑身的汗毛瞬间就竖起来了，头皮麻得像过电一样。他太清楚了，碾房的门，傍晚他检查的时候，亲手锁上的，大铁锁扣得死死的，钥匙在队部会计的兜里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去。而且那石磨，两扇加起来上千斤重，就算是两个壮小伙，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得动，大半夜的，谁会去那里推磨？
他抄起脚边的锄头，手指因为用力，攥得指节都发白了，另一只手猛地拧亮手电筒，一道惨白的光柱在黑夜里划开一道口子，直直的照向碾房的方向，然后咬着牙，一步一步的往那边走。风刮得更猛了，吹得他的棉袄呼呼的响，碎草沫子被风吹起来，打在他的脸上，生疼，手电筒的光柱被风吹得晃来晃去，照在地上的苞米杆子影子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无数个人，趴在地上，往他这边爬。
他走一步，那磨盘声就响一下，越走越近，声音就越清楚，那吱呀吱呀的摩擦声，还有女人的哼唧声，就像在他耳边响一样，听得他心脏跳得飞快，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他走到碾房门口，手电筒猛地往门上一照，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——那把大铁锁，好好的挂在门鼻上，锁梁扣得死死的，一点都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，连一点晃动都没有。
他当时腿就有点软了，用锄头把狠狠的砸了砸门板，扯着嗓子喊，谁在里面？赶紧出来！再不出来我喊人了！他的声音在夜里传出去很远，但是碾房里，一点回应都没有，原本响着的磨盘声，还有那女人的哼唧声，在他喊完之后，一下子就停了，死一样的寂静，只有风刮过门板的呼呼声，还有他自己粗重的喘气声。
他站在门口，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，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，照在锁头上，确实是锁死的，一点都没动过。他扒着门缝，使劲往里看，门缝里黑黢黢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一股子凉飕飕的风，从门缝里吹出来，带着一股子发霉的味道，还有淡淡的、烧纸的糊味，吹在他的脸上，凉得钻骨头缝。
他不敢开门，也不敢再待下去，转身就往回跑，锄头都差点扔了，手电筒的光柱在地上乱晃，他拼了命的跑回自己的屋，猛地推开门冲进去，反手就把门插上，用碗口粗的顶门杠，死死的把门顶住，然后靠在门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浑身的冷汗，把里面的秋衣都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冰凉冰凉的。
他缓了好半天，才缓过劲来，往炕洞里添了好几块木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炕很快就热了起来，但是他还是觉得冷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。他裹着厚厚的棉被，坐在炕头，眼睛死死的盯着门，耳朵竖起来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除了风声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总觉得，那吱呀吱呀的磨盘声，一直在他耳边响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挥之不去。那一宿，他没敢合眼，一直坐到天亮，太阳出来了，屯子里传来了鸡叫和人说话的声音，他才敢松了一口气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去了队部，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一五一十的跟队长和在场的社员说了。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庄稼人，脸晒得黢黑，一辈子跟黑土地打交道，性子倔，不信这些邪门歪道的事，听完之后，哈哈笑了两声，拍了拍国梁的肩膀，说国梁你小子，是不是昨儿个晚上偷偷喝了酒，睡迷糊了，听差音了？那碾房的钥匙，一直在会计兜里揣着，就一把，他睡觉都搁枕头底下，谁能进去？
旁边的社员也跟着起哄，七嘴八舌的，说就是啊，国梁，是不是一个人住久了，想媳妇想魔怔了，出现幻觉了？那石磨上千斤重，别说没人，就算有人，大半夜的，谁闲的没事去推那玩意儿？还有人说，指定是风刮的，碾房里的窗户纸响，你当成磨盘声了，别自己吓自己。
会计也从兜里掏出那串钥匙，哗啦啦的晃了晃，说钥匙我天天揣着，一步都没离身，昨儿个晚上根本没人找我拿钥匙，你指定是听错了，别往心里去。
国梁张了张嘴，想辩解，他清清楚楚的听见了磨盘声，还有女人的哼唧声，绝对不是风刮的，但是他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只能把话咽了回去，低着头，闷声不说话。队长看他脸色不好，也没再多说，就说行了，干活去吧，晚上要是害怕，就找个人跟你搭伴，别一个人硬扛着。国梁点了点头，扛着锄头，跟着大伙下地去了。
那天白天，大伙一起在地里刨苞米茬子，男的在前头用镐头刨，女的在后面捡，堆成一堆一堆的，等着马车拉回屯子里当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