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往奶奶身边挪了挪屁股，炕头的热度隔着粗布裤子烘得腿肚子发暖，外屋传来爷爷编筐的柳条摩擦声，窸窸窣窣的。奶奶手里的针穿过千层底，麻线“吱”的一声勒紧，她抬眼瞅了我一下，我赶紧把手里的半块窝窝头塞嘴里，瞪着眼睛等她开口。
奶奶往灯碗里挑了挑灯芯，豆大的火苗晃了晃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忽长忽短。她张嘴的时候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被窗外什么东西听了去。
这事发生在我二十出头那年，算下来快四十年了。那时候还是生产队，天旱，从开春到入夏，一滴透雨没下，地里的苞米叶子卷得像细麻绳，全靠村西头那眼机井吊着命。那机井是前两年刚打的，深六十多米，砖石砌的井壁，上面盖了间土坯房，草苫的顶子，屋里盘了半铺小土炕，放着水泵和管钳，专门有人守着，白天浇地，晚上看机器，怕有人偷水。
守井的是老周头，五十多岁，光棍一个，无儿无女，队里给他记工分，管吃管住。老周头胆子大，一辈子没怕过啥，黑天半夜一个人在井房待着，从来没说过害怕。
出事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头天晚上队里浇西坡的地，老周头守了半宿，后半夜靠在土炕上眯着了。天刚蒙蒙亮他起来开泵，一推门就闻见一股怪味儿，腥乎乎的，还带着点烂菜叶的馊味。他以为是啥野物死在房后头了，绕过去看，啥也没有。等他转身回屋，往墙角一瞟，当时浑身的汗毛就竖起来了。
墙角缩着个人，是个女人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裤腿磨破了，露着干瘦的脚踝。她抱着膝盖，头埋在腿弯里，头发乱得像秋后荒草，沾着草籽和泥。老周头喊了两声“大妹子”，那人没动。他壮着胆子过去推了一把，人硬邦邦的，早就凉透了。
队里的人很快就来了，生产队长蹲在那儿瞅了半天，翻了翻女人的衣兜，半毛钱没有，连个布条子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是哪儿逃荒过来的，看年纪也就三十多岁。再往下看，女人露在外头的手腕子、脖子上，长着一片片的烂疮，黄乎乎的脓水沾在衣服上，结了痂，又臭又腥。看样子是连饿带病，撑不住了，躲进井房里避寒，没熬过去。
那时候规矩严，外丧不能进村，更不能往屯子里抬。队长皱着眉抽了半袋烟，说找张旧炕席，卷吧卷吧，埋北岗子乱葬岗去。没人愿意碰，横死的外乡人，沾了晦气。最后找了两个光棍汉，用铁锹挑着炕席，把女人裹在里头，扛着往北岗子去了。走的时候连个纸片子都没烧，连碗凉水都没倒，就那么草草挖了个坑，埋了，堆了个小小的土包，连块木牌子都没有。
头两天啥事儿没有，大伙该下地下地，该浇地浇地，没人把这当回事。逃荒死在路上的人，那些年不算稀罕，走一路倒一路的，多了去了。
第三天头上，老周头就不对劲了。
他白天跟大伙一起修水渠，吃饭的时候坐在地头，拿着窝头咬了两口就放下了，脸色发灰，眼神直勾勾的。有人问他咋了，他说晚上睡不好，总听见井里有动静，哼哼唧唧的，像女人哭，又像饿的没力气呻吟。大伙都笑他，说老周头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耳朵出毛病了，井里除了水就是水泵，哪来的女人。老周头没辩解，吧嗒吧嗒抽烟，抽得嘴角都起了泡。
又过了两天，老周头的老伴找到队里，说家里干粮总少。每天晚上她都蒸三个玉米面窝头，放在灶台上的盖帘上，留着第二天老周头带饭。可连着三天，早上起来一看，准少半个，整整齐齐缺了一口，牙印子细细的。一开始以为是老鼠，下了耗子夹子，夹子上啥也没有，窝头还是少。更邪乎的是，酱缸的盖子明明压着石头，第二天早上也被挪开了，大酱少了一块，缸沿上沾着黄乎乎的印子，像手指头抹的。
队长没当回事，说可能是夜里进了野猫野狗，让晚上把吃的都收进柜子里。
可事情没这么简单。
又过了一周，老周头开始挠后背，总说痒，钻心的痒。他老伴掀开他的褂子一看，后背上起了一片红疹子，密密麻麻的。找赤脚医生看，说是湿疹，给了点药膏，让天天抹。结果越抹越严重，没两天，红疹子就变成了水泡，破了之后就烂，流黄脓，跟那天死在井房的女人身上的疮，一模一样。
老周头这下害怕了，说啥也不去守井了，晚上躲在家里，蒙着被子不敢露头。他说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女人站在炕沿边，伸着手要窝头。他老伴吓得天天哭，也不敢出门。
队里没办法，就找了个年轻后生，叫卫东，二十出头，壮得像小牛犊子，平时最爱跟人打赌，胆子最大。卫东拍着胸脯说，啥牛鬼蛇神的，都是老周头自己吓自己，我去守，保证啥事儿没有。
当天晚上卫东就扛着铺盖卷去了井房，还带了两个窝头，一瓶子凉水，说真要是有啥饿鬼，来了就给她吃，吃饱了就走了。大伙都夸他胆子大，说年轻人火力旺，啥邪祟都近不了身。
结果后半夜，卫东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村，砸开队长家的门，脸白得像纸，嘴唇都青了，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。
缓了好半天他才说，头半夜没啥事，他靠在炕上听收音机，迷迷糊糊快睡着了，就听见有人敲门。“咚咚”，两下，很轻，女人的声音，细细的，问：“大哥，有水吗？”
卫东以为是附近村里浇地的，过来讨水喝，就起身去开门。拉开门闩，门外空荡荡的，月光照在地上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风刮着荒草哗哗响，远处的地里黑黢黢的。卫东骂了一句，以为是谁开玩笑，关上门又回去坐着。
刚坐下没五分钟，又敲，还是那个声音：“大哥，给口窝头吃吧。”
卫东这回抄起了铁锹，猛地拉开门，外面还是啥也没有。他举着铁锹围着井房转了三圈，墙根、井台、柴草垛，都看了，连个耗子都没有。可地上清清楚楚一串脚印，小小的，沾着黑泥，是女人的小脚印子，从荒草那边过来，一直走到门口，又走到井台边，到井沿那儿就没了，像人直接跳进井里了似的。
卫东当时头发就炸了，不敢再待，锁上门就往村里跑，一路不敢回头，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，细细碎碎的，跟着他。
这事一传开，全村都炸了锅。
没人再敢去井房，可地不能不浇，苗不能旱死。队长急得嘴上起泡，天天开会，想不出办法。有个姓王的老太太，七十多了，辈份高，平时也不爱说话，那天拄着拐棍去了队部，说这不是啥邪祟，就是个苦命的饿殍，死的时候没吃饱，心里挂记着，回来讨口吃的。给她蒸点干粮，做身新衣裳，送到井边，跟她好好说说，让她拿了东西上路，别在这儿祸害人了。
没人敢说不信，也没人敢说这是迷信。那时候虽说破四旧，可真遇上事了，大伙还是愿意信老人的话。
当天队里就凑了布，是半匹藏青的粗布，妇女们连夜赶做了一身褂子一条裤子，针脚缝得密密实实的。又蒸了二十个黄澄澄的玉米面窝头，个个都有拳头大，还盛了满满一瓢凉水。
天黑透了，月亮都藏进云里了。队长找了四个胆大的小伙子，抬着东西，王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在前面，一行人悄没声地往井房去。到了地方，把衣裳摆在井台上，窝头码在旁边，水碗放在最前头。王老太太蹲下来，对着井念叨，说大妹子，知道你是苦命人，饿坏了。这些吃的穿的都给你，你拿着，找个好去处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乡里乡亲的，别为难我们。
念叨了好半天，一行人谁也不敢多待，转身就往回走，谁也没回头。
那天晚上，村里静悄悄的，连狗都没叫几声。大伙都以为这事就了了，悬着的心都放下来了。
结果第二天一早，去井边浇地的人喊着跑回了村，声音都劈了。
井台上的衣裳没动，窝头还在，可二十个窝头，每个都缺了一口，整整齐齐一个牙印子，窝头都硬得像石头，掰都掰不动。那碗水没了，碗底剩了半碗黑泥，腥乎乎的。
更吓人的是王老太太。
她儿子早上喊她吃饭，推开门没人，走到外屋灶房，就看见王老太太趴在灶台上，上半身探进面缸里，一动不动。她儿子过去拽了一把，人早就硬了。掀开来看，王老太太嘴里塞满了生玉米面，一直塞到嗓子眼，脸上、脖子上，也长了一片片的烂疮，流着黄脓，跟那个死女人的疮，分毫不差。她身上穿的，还是昨天出门时那件青布褂子，可后背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沾了一大块黑泥，像有人从后面拍了她一巴掌。
王老太太就这么没了。
村里彻底慌了。
从那天起，怪事就不是只在井房了，漫到了整个屯子。
一到晚上，家家都能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，轻轻的，细细碎碎的，绕着房子转。有时候是挠窗户纸，“刺啦刺啦”，很慢，一下一下，像用指甲刮。胆大的扒着窗户缝往外看，月光底下空荡荡的，啥也没有，可那声音就贴在窗户外头，听得清清楚楚。
早上起来，家家灶台上的饭都会少一点。有时候是半块饼子，有时候是半碗大碴子粥，有的人家腌咸菜的坛子被掀开了，咸菜少了两根。更邪乎的是，有户人家晚上把馒头放在柜里，锁得好好的，第二天打开，馒头少了一个，柜里留着个泥手印，小小的，五个指头清清楚楚。
没几天，又有三户人家的人后背开始痒，起红疹子，跟老周头、王老太太的一模一样。都是头一天还好好的，睡了一觉起来，后背就一片红，越挠越痒，挠破了就流黄水，很快烂成一片，臭烘烘的。
赤脚医生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啥药都用了，草药、药膏、盐水洗，全不管用，疮面越烂越大，从后背往腰上、脖子上爬。烂到最后，能看见白花花的骨头，人也慢慢脱形，吃不下饭，天天喊饿，吃多少都喊饿，眼睛直勾勾的，就盯着吃的。
有个叫老陈的，四十多岁，壮实得很，后背长了疮之后，天天蹲在灶房啃生玉米面，拦都拦不住。他说总觉得饿，肚子里空落落的，像没底似的。
那天晚上老陈起夜，刚推开门，就看见院子里站着个人。背对着他，穿一身蓝布褂子，头发长长的，垂到腰上，正低头啃他家窗台上
奶奶往灯碗里挑了挑灯芯，豆大的火苗晃了晃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忽长忽短。她张嘴的时候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被窗外什么东西听了去。
这事发生在我二十出头那年，算下来快四十年了。那时候还是生产队，天旱，从开春到入夏，一滴透雨没下，地里的苞米叶子卷得像细麻绳，全靠村西头那眼机井吊着命。那机井是前两年刚打的，深六十多米，砖石砌的井壁，上面盖了间土坯房，草苫的顶子，屋里盘了半铺小土炕，放着水泵和管钳，专门有人守着，白天浇地，晚上看机器，怕有人偷水。
守井的是老周头，五十多岁，光棍一个，无儿无女，队里给他记工分，管吃管住。老周头胆子大，一辈子没怕过啥，黑天半夜一个人在井房待着，从来没说过害怕。
出事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头天晚上队里浇西坡的地，老周头守了半宿，后半夜靠在土炕上眯着了。天刚蒙蒙亮他起来开泵，一推门就闻见一股怪味儿，腥乎乎的，还带着点烂菜叶的馊味。他以为是啥野物死在房后头了，绕过去看，啥也没有。等他转身回屋，往墙角一瞟，当时浑身的汗毛就竖起来了。
墙角缩着个人，是个女人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裤腿磨破了，露着干瘦的脚踝。她抱着膝盖，头埋在腿弯里，头发乱得像秋后荒草，沾着草籽和泥。老周头喊了两声“大妹子”，那人没动。他壮着胆子过去推了一把，人硬邦邦的，早就凉透了。
队里的人很快就来了，生产队长蹲在那儿瞅了半天，翻了翻女人的衣兜，半毛钱没有，连个布条子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是哪儿逃荒过来的，看年纪也就三十多岁。再往下看，女人露在外头的手腕子、脖子上，长着一片片的烂疮，黄乎乎的脓水沾在衣服上，结了痂，又臭又腥。看样子是连饿带病，撑不住了，躲进井房里避寒，没熬过去。
那时候规矩严，外丧不能进村，更不能往屯子里抬。队长皱着眉抽了半袋烟，说找张旧炕席，卷吧卷吧，埋北岗子乱葬岗去。没人愿意碰，横死的外乡人，沾了晦气。最后找了两个光棍汉，用铁锹挑着炕席，把女人裹在里头，扛着往北岗子去了。走的时候连个纸片子都没烧，连碗凉水都没倒，就那么草草挖了个坑，埋了，堆了个小小的土包，连块木牌子都没有。
头两天啥事儿没有，大伙该下地下地，该浇地浇地，没人把这当回事。逃荒死在路上的人，那些年不算稀罕，走一路倒一路的，多了去了。
第三天头上，老周头就不对劲了。
他白天跟大伙一起修水渠，吃饭的时候坐在地头，拿着窝头咬了两口就放下了，脸色发灰，眼神直勾勾的。有人问他咋了，他说晚上睡不好，总听见井里有动静，哼哼唧唧的，像女人哭，又像饿的没力气呻吟。大伙都笑他，说老周头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耳朵出毛病了，井里除了水就是水泵，哪来的女人。老周头没辩解，吧嗒吧嗒抽烟，抽得嘴角都起了泡。
又过了两天，老周头的老伴找到队里，说家里干粮总少。每天晚上她都蒸三个玉米面窝头，放在灶台上的盖帘上，留着第二天老周头带饭。可连着三天，早上起来一看，准少半个，整整齐齐缺了一口，牙印子细细的。一开始以为是老鼠，下了耗子夹子，夹子上啥也没有，窝头还是少。更邪乎的是，酱缸的盖子明明压着石头，第二天早上也被挪开了，大酱少了一块，缸沿上沾着黄乎乎的印子，像手指头抹的。
队长没当回事，说可能是夜里进了野猫野狗，让晚上把吃的都收进柜子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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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过了一周，老周头开始挠后背，总说痒，钻心的痒。他老伴掀开他的褂子一看，后背上起了一片红疹子，密密麻麻的。找赤脚医生看，说是湿疹，给了点药膏，让天天抹。结果越抹越严重，没两天，红疹子就变成了水泡，破了之后就烂，流黄脓，跟那天死在井房的女人身上的疮，一模一样。
老周头这下害怕了，说啥也不去守井了，晚上躲在家里，蒙着被子不敢露头。他说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女人站在炕沿边，伸着手要窝头。他老伴吓得天天哭，也不敢出门。
队里没办法，就找了个年轻后生，叫卫东，二十出头，壮得像小牛犊子，平时最爱跟人打赌，胆子最大。卫东拍着胸脯说，啥牛鬼蛇神的，都是老周头自己吓自己，我去守，保证啥事儿没有。
当天晚上卫东就扛着铺盖卷去了井房，还带了两个窝头，一瓶子凉水，说真要是有啥饿鬼，来了就给她吃，吃饱了就走了。大伙都夸他胆子大，说年轻人火力旺，啥邪祟都近不了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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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了好半天他才说，头半夜没啥事，他靠在炕上听收音机，迷迷糊糊快睡着了，就听见有人敲门。“咚咚”，两下，很轻，女人的声音，细细的，问：“大哥，有水吗？”
卫东以为是附近村里浇地的，过来讨水喝，就起身去开门。拉开门闩，门外空荡荡的，月光照在地上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风刮着荒草哗哗响，远处的地里黑黢黢的。卫东骂了一句，以为是谁开玩笑，关上门又回去坐着。
刚坐下没五分钟，又敲，还是那个声音：“大哥，给口窝头吃吧。”
卫东这回抄起了铁锹，猛地拉开门，外面还是啥也没有。他举着铁锹围着井房转了三圈，墙根、井台、柴草垛，都看了，连个耗子都没有。可地上清清楚楚一串脚印，小小的，沾着黑泥，是女人的小脚印子，从荒草那边过来，一直走到门口，又走到井台边，到井沿那儿就没了，像人直接跳进井里了似的。
卫东当时头发就炸了，不敢再待，锁上门就往村里跑，一路不敢回头，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，细细碎碎的，跟着他。
这事一传开，全村都炸了锅。
没人再敢去井房，可地不能不浇，苗不能旱死。队长急得嘴上起泡，天天开会，想不出办法。有个姓王的老太太，七十多了，辈份高，平时也不爱说话，那天拄着拐棍去了队部，说这不是啥邪祟，就是个苦命的饿殍，死的时候没吃饱，心里挂记着，回来讨口吃的。给她蒸点干粮，做身新衣裳，送到井边，跟她好好说说，让她拿了东西上路，别在这儿祸害人了。
没人敢说不信，也没人敢说这是迷信。那时候虽说破四旧，可真遇上事了，大伙还是愿意信老人的话。
当天队里就凑了布，是半匹藏青的粗布，妇女们连夜赶做了一身褂子一条裤子，针脚缝得密密实实的。又蒸了二十个黄澄澄的玉米面窝头，个个都有拳头大，还盛了满满一瓢凉水。
天黑透了，月亮都藏进云里了。队长找了四个胆大的小伙子，抬着东西，王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在前面，一行人悄没声地往井房去。到了地方，把衣裳摆在井台上，窝头码在旁边，水碗放在最前头。王老太太蹲下来，对着井念叨，说大妹子，知道你是苦命人，饿坏了。这些吃的穿的都给你，你拿着，找个好去处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乡里乡亲的，别为难我们。
念叨了好半天，一行人谁也不敢多待，转身就往回走，谁也没回头。
那天晚上，村里静悄悄的，连狗都没叫几声。大伙都以为这事就了了，悬着的心都放下来了。
结果第二天一早，去井边浇地的人喊着跑回了村，声音都劈了。
井台上的衣裳没动，窝头还在，可二十个窝头，每个都缺了一口，整整齐齐一个牙印子，窝头都硬得像石头，掰都掰不动。那碗水没了，碗底剩了半碗黑泥，腥乎乎的。
更吓人的是王老太太。
她儿子早上喊她吃饭，推开门没人，走到外屋灶房，就看见王老太太趴在灶台上，上半身探进面缸里，一动不动。她儿子过去拽了一把，人早就硬了。掀开来看，王老太太嘴里塞满了生玉米面，一直塞到嗓子眼，脸上、脖子上，也长了一片片的烂疮，流着黄脓，跟那个死女人的疮，分毫不差。她身上穿的，还是昨天出门时那件青布褂子，可后背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沾了一大块黑泥，像有人从后面拍了她一巴掌。
王老太太就这么没了。
村里彻底慌了。
从那天起，怪事就不是只在井房了，漫到了整个屯子。
一到晚上，家家都能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，轻轻的，细细碎碎的，绕着房子转。有时候是挠窗户纸，“刺啦刺啦”，很慢，一下一下，像用指甲刮。胆大的扒着窗户缝往外看，月光底下空荡荡的，啥也没有，可那声音就贴在窗户外头，听得清清楚楚。
早上起来，家家灶台上的饭都会少一点。有时候是半块饼子，有时候是半碗大碴子粥，有的人家腌咸菜的坛子被掀开了，咸菜少了两根。更邪乎的是，有户人家晚上把馒头放在柜里，锁得好好的，第二天打开，馒头少了一个，柜里留着个泥手印，小小的，五个指头清清楚楚。
没几天，又有三户人家的人后背开始痒，起红疹子，跟老周头、王老太太的一模一样。都是头一天还好好的，睡了一觉起来，后背就一片红，越挠越痒，挠破了就流黄水，很快烂成一片，臭烘烘的。
赤脚医生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啥药都用了，草药、药膏、盐水洗，全不管用，疮面越烂越大，从后背往腰上、脖子上爬。烂到最后，能看见白花花的骨头，人也慢慢脱形，吃不下饭，天天喊饿，吃多少都喊饿，眼睛直勾勾的，就盯着吃的。
有个叫老陈的，四十多岁，壮实得很，后背长了疮之后，天天蹲在灶房啃生玉米面，拦都拦不住。他说总觉得饿，肚子里空落落的，像没底似的。
那天晚上老陈起夜，刚推开门，就看见院子里站着个人。背对着他，穿一身蓝布褂子，头发长长的，垂到腰上，正低头啃他家窗台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