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门的风顺堂区比香港的深水埗要安静得多。阿全的船泊在妈阁码头，我们上了岸，穿过一条短短的海滨长廊，便进入了风顺堂区的旧街。街道不宽，两侧是漆成各种颜色的葡式建筑，淡黄的、粉红的、薄荷绿的，窗框上镶着白色的线条，阳台上种着三角梅和九重葛。午后的阳光照在石子路上，把路面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黄。
高楼街在风顺堂区深处。我们沿着一条斜坡往上走，经过一间教堂，教堂的钟楼正在敲三点。钟声很沉，一声一声，在狭窄的街道间回荡。阿敏走在前面，手里拿着手机看地图。陈志远跟在后面，步子有些慢，他的目光一直在街道两侧的建筑上游移，像是在找什么，又像是在躲什么。
“到了。”阿敏停下脚步。
高楼街三十七号是一栋两层高的旧楼，外墙漆成淡蓝色，油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。一楼是一间关着门的茶餐厅，铁闸拉了一半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只有一盏日光灯管在闪烁。铁闸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，用毛笔写着“暂停营业”四个字，纸角卷起，不知道贴了多少年。二楼的窗户关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到里面的任何动静。
“不像有人住。”我说。
阿敏走到铁闸前，弯下腰往里面看。茶餐厅很小，几张圆桌和折叠椅堆在角落里，桌面布满灰尘。柜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手写的菜单，字迹已经褪色，只能隐约看出“奶茶”、“咖啡”、“菠萝油”几个字。柜台旁边有一道窄楼梯通往二楼，楼梯口被一块木板挡住了。
“后面有没有门？”陈志远问。
我们绕到楼侧。一条极窄的巷子从楼侧延伸出去，通向后面的居民区。巷子里堆着杂物和废弃的家具，一只黄猫蹲在一摞旧报纸上，警惕地看着我们。巷子尽头有一扇铁门，锈得比阿潮船上的锚还厉害。铁门上挂着一把锁，锁着。
“进不去。”阿敏说。
她退回街上，抬头看着二楼的窗户。窗户的玻璃蒙了一层灰，但窗帘似乎动了一下。很轻的一下，像是有人从里面拉开了一条缝，又很快合上了。
“有人在。”阿敏压低声音。
她走回铁闸前，抬手在铁闸上拍了三下。铁闸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。拍完之后她退后一步，等着。过了大约半分钟，铁闸后面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。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，越来越近。然后铁闸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影。
那是一个老人，瘦小，背驼得很厉害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，袖子挽到肘部，露出两截细得像竹竿的手臂。他的脸藏在铁闸的阴影里，看不清楚，但能看到他的一只眼睛在铁闸缝隙后面闪着光。
“找谁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澳门口音。
“阿萍。”阿敏说。“高楼街三十七号，阿萍。”
铁闸后面沉默了很长时间。那只眼睛一直盯着阿敏，从她的脸移到她脖子上的玉片，又移回她的脸。
“阿萍不在了。”他终于开口。“走了好几年了。”
“您是——”
“我是她丈夫。姓何。”
姓何。银姨说月明让她找的人姓何。高楼街三十七号，一个姓何的人。就是眼前这个。
“何伯，”阿敏往前一步，“我是月明的女儿。林月明的女儿。”
铁闸后面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。那只眼睛眨了眨，然后铁闸被慢慢推开了。铁闸很重，老人推得很吃力，陈志远上前帮了一把。铁闸完全打开后，我们终于看清了老人的脸。
他大约八十来岁，瘦得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。头发全白了，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。他的脸上有一道很深的疤，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，像是被人用刀划过。他的左手——我注意到——少了半截无名指。
“进来。”他转过身，慢慢往里面走。他的步子很小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薄冰上。我们跟着他走进茶餐厅，穿过那些蒙尘的桌椅，走上那道窄楼梯。楼梯很陡，扶手已经松动了，每踩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
二楼是一个不大的客厅，布置很简单：一张旧沙发，一张方桌，几把椅子，一个铁皮文件柜。墙上有几张照片，大多是黑白的老照片，有单人照也有合影。最中间那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旗袍，站在茶餐厅门口，笑得很好看。
“阿萍。”何伯指了指那张照片。“我太太。1994年嫁给我的。”
他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坐在方桌对面的椅子上。他坐得很慢，扶着椅背慢慢往下坐，坐稳之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陈志远。
“你下巴上有颗痣。”他说。“月明给我看过你的照片。”
陈志远点点头。“月明让您保管了什么？”
何伯没有直接回答。他伸手从毛衣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。信封很旧了，边角卷曲发黄，但封口完好。信封正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，字迹娟秀而用力——是月明的字。
“给阿萍。若我不在，转交来取东西的人。”
何伯把信封放在桌上。“月明1993年10月来找阿萍。她在这里住了三天。她说她要去一个地方，可能回不来。她把这个信封交给阿萍，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她，就把这个信封交给那个人。那个人会说出一个名字。”
“什么名字？”
“月明没说。她说那个人来了自然会知道。”
阿敏拿起信封。她没有拆开，只是用手指在信封表面轻轻摩挲。信封里面很薄，像只装了一张纸。她翻到背面，背面空白。她又对着光照了照，看不清里面写了什么。
“何伯，”阿敏放下信封，“月明在笔记里写了一句话，但没写完。她说G的上线在澳门，叫——后面被水浸了，看不清。您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？”
何伯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那只断了半截无名指的左手搭在右手上面，像一只残缺的鸟停在枯枝上。
“阿萍知道。”他说。“月明告诉她的。但阿萍走得太早了，没来得及告诉我。”
“阿萍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“1997年。香港回归那一年。她得了病，走得很急。走之前她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月明的东西来找，就告诉他去找罗伯逊。”
“罗伯逊？”
“罗伯逊。以前在港督府做过事，后来退休了，住在澳门。阿萍说罗伯逊知道那个人的名字。她说月明查了三年，最后查到的就是这个人。罗伯逊是最后一个证人。”
陈志远忽然坐直了身子。“罗伯逊？英国人？”
“是。以前在港督府做政治顾问。九七之前退休，没有回英国，留在了澳门。阿萍说这个人以前跟月明有过联系，月明查到的最后一条线索就是他。”
陈志远的脸色变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铁皮文件柜前。文件柜没有锁，他拉开最上面的抽屉。里面塞满了旧文件、旧报纸、旧照片。他翻了一会儿，从最底下抽出一张发黄的剪报。剪报上是一张黑白照片，拍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，站在港督府门口。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写着：“港督府政治顾问罗伯逊·麦考利出席记者会。”
“罗伯逊·麦考利。”陈志远念出这个名字。“我见过他。1992年，韩志明带我去港督府参加一个酒会，罗伯逊也在场。韩志明跟他握了手，叫他‘罗伯逊先生’。他们说了几句话，罗伯逊提到了一个名字。”
“什么名字？”
“威尔逊·赫斯特。”
何伯抬起头来。“威尔逊·赫斯特。港督府特别顾问。1993年的时候。”
陈志远转过身来，看着何伯。“您知道这个人？”
“阿萍提过。她说月明最后一次来找她的时候，说她已经查到了那个人的名字。她说那个人是港督府特别顾问，主管亚洲事务。他的左手小指——”
何伯举起自己的左手，看着那只断了半截无名指的手。
“他的左手小指在马来亚战役中断了。”何伯说。“跟我的无名指一样，都是在战场上丢的。阿萍说，月明告诉她，这个人退役的时候，英国情报部门给了他一个标志——断指。所有从那个部门退役的人，都会留下一个身体上的标记。有的是断指，有的是伤疤，有的是植入物。月明在查韩志明的时候，发现Godwin的左手小指也少了一截。她顺着Godwin的线索往上查，查到了威尔逊·赫斯特。赫斯特是Godwin的上线，也是所有文物流向的最终决定者。”
陈志远慢慢坐回沙发上。他的脸白得厉害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。
“威尔逊·赫斯特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。“1993年的时候，他是港督府特别顾问。主管亚洲事务。韩志明走私文物的事，他是最高决策者。Godwin只是执行者。韩志明连Godwin的上线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Godwin是老板。”
“月明查到了。”阿敏说。“她查了三年，最后查到了赫斯特。但她没能把名字写下来。”
“因为她被发现了。”何伯说。“阿萍说月明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她说有人跟踪她，从香港跟到澳门。她不敢在澳门久留，第三天就走了。走之前她把信封交给阿萍，说如果她回不来，就让来取东西的人去找罗伯逊。罗伯逊知道赫斯特的事，因为罗伯逊以前是赫斯特的副手。”
“罗伯逊现在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何伯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慢慢走到铁皮文件柜前。他蹲下来，打开最底层的抽屉。抽屉里放着一个铁盒，和月明留下的那个几乎一样。他打开铁盒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地址簿，翻到其中一页。
“罗伯逊住在氹仔。旧城区，一间葡式老房子。阿萍以前每个月去看他一次，给他送茶餐厅的菠萝包。阿萍走了之后，我每隔几个月去看他一次。他还活着，但身体不太好。”
他把地址簿递给我。上
高楼街在风顺堂区深处。我们沿着一条斜坡往上走，经过一间教堂，教堂的钟楼正在敲三点。钟声很沉，一声一声，在狭窄的街道间回荡。阿敏走在前面，手里拿着手机看地图。陈志远跟在后面，步子有些慢，他的目光一直在街道两侧的建筑上游移，像是在找什么，又像是在躲什么。
“到了。”阿敏停下脚步。
高楼街三十七号是一栋两层高的旧楼，外墙漆成淡蓝色，油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。一楼是一间关着门的茶餐厅，铁闸拉了一半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只有一盏日光灯管在闪烁。铁闸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，用毛笔写着“暂停营业”四个字，纸角卷起，不知道贴了多少年。二楼的窗户关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到里面的任何动静。
“不像有人住。”我说。
阿敏走到铁闸前，弯下腰往里面看。茶餐厅很小，几张圆桌和折叠椅堆在角落里，桌面布满灰尘。柜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手写的菜单，字迹已经褪色，只能隐约看出“奶茶”、“咖啡”、“菠萝油”几个字。柜台旁边有一道窄楼梯通往二楼，楼梯口被一块木板挡住了。
“后面有没有门？”陈志远问。
我们绕到楼侧。一条极窄的巷子从楼侧延伸出去，通向后面的居民区。巷子里堆着杂物和废弃的家具，一只黄猫蹲在一摞旧报纸上，警惕地看着我们。巷子尽头有一扇铁门，锈得比阿潮船上的锚还厉害。铁门上挂着一把锁，锁着。
“进不去。”阿敏说。
她退回街上，抬头看着二楼的窗户。窗户的玻璃蒙了一层灰，但窗帘似乎动了一下。很轻的一下，像是有人从里面拉开了一条缝，又很快合上了。
“有人在。”阿敏压低声音。
她走回铁闸前，抬手在铁闸上拍了三下。铁闸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。拍完之后她退后一步，等着。过了大约半分钟，铁闸后面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。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，越来越近。然后铁闸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影。
那是一个老人，瘦小，背驼得很厉害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，袖子挽到肘部，露出两截细得像竹竿的手臂。他的脸藏在铁闸的阴影里，看不清楚，但能看到他的一只眼睛在铁闸缝隙后面闪着光。
“找谁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澳门口音。
“阿萍。”阿敏说。“高楼街三十七号，阿萍。”
铁闸后面沉默了很长时间。那只眼睛一直盯着阿敏，从她的脸移到她脖子上的玉片，又移回她的脸。
“阿萍不在了。”他终于开口。“走了好几年了。”
“您是——”
“我是她丈夫。姓何。”
姓何。银姨说月明让她找的人姓何。高楼街三十七号，一个姓何的人。就是眼前这个。
“何伯，”阿敏往前一步，“我是月明的女儿。林月明的女儿。”
铁闸后面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。那只眼睛眨了眨，然后铁闸被慢慢推开了。铁闸很重，老人推得很吃力，陈志远上前帮了一把。铁闸完全打开后，我们终于看清了老人的脸。
他大约八十来岁，瘦得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。头发全白了，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。他的脸上有一道很深的疤，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，像是被人用刀划过。他的左手——我注意到——少了半截无名指。
“进来。”他转过身，慢慢往里面走。他的步子很小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薄冰上。我们跟着他走进茶餐厅，穿过那些蒙尘的桌椅，走上那道窄楼梯。楼梯很陡，扶手已经松动了，每踩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
二楼是一个不大的客厅，布置很简单：一张旧沙发，一张方桌，几把椅子，一个铁皮文件柜。墙上有几张照片，大多是黑白的老照片，有单人照也有合影。最中间那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旗袍，站在茶餐厅门口，笑得很好看。
“阿萍。”何伯指了指那张照片。“我太太。1994年嫁给我的。”
他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坐在方桌对面的椅子上。他坐得很慢，扶着椅背慢慢往下坐，坐稳之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陈志远。
“你下巴上有颗痣。”他说。“月明给我看过你的照片。”
陈志远点点头。“月明让您保管了什么？”
何伯没有直接回答。他伸手从毛衣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。信封很旧了，边角卷曲发黄，但封口完好。信封正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，字迹娟秀而用力——是月明的字。
“给阿萍。若我不在，转交来取东西的人。”
何伯把信封放在桌上。“月明1993年10月来找阿萍。她在这里住了三天。她说她要去一个地方，可能回不来。她把这个信封交给阿萍，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她，就把这个信封交给那个人。那个人会说出一个名字。”
“什么名字？”
“月明没说。她说那个人来了自然会知道。”
阿敏拿起信封。她没有拆开，只是用手指在信封表面轻轻摩挲。信封里面很薄，像只装了一张纸。她翻到背面，背面空白。她又对着光照了照，看不清里面写了什么。
“何伯，”阿敏放下信封，“月明在笔记里写了一句话，但没写完。她说G的上线在澳门，叫——后面被水浸了，看不清。您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？”
何伯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那只断了半截无名指的左手搭在右手上面，像一只残缺的鸟停在枯枝上。
“阿萍知道。”他说。“月明告诉她的。但阿萍走得太早了，没来得及告诉我。”
“阿萍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“1997年。香港回归那一年。她得了病，走得很急。走之前她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月明的东西来找，就告诉他去找罗伯逊。”
“罗伯逊？”
“罗伯逊。以前在港督府做过事，后来退休了，住在澳门。阿萍说罗伯逊知道那个人的名字。她说月明查了三年，最后查到的就是这个人。罗伯逊是最后一个证人。”
陈志远忽然坐直了身子。“罗伯逊？英国人？”
“是。以前在港督府做政治顾问。九七之前退休，没有回英国，留在了澳门。阿萍说这个人以前跟月明有过联系，月明查到的最后一条线索就是他。”
陈志远的脸色变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铁皮文件柜前。文件柜没有锁，他拉开最上面的抽屉。里面塞满了旧文件、旧报纸、旧照片。他翻了一会儿，从最底下抽出一张发黄的剪报。剪报上是一张黑白照片，拍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，站在港督府门口。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写着：“港督府政治顾问罗伯逊·麦考利出席记者会。”
“罗伯逊·麦考利。”陈志远念出这个名字。“我见过他。1992年，韩志明带我去港督府参加一个酒会，罗伯逊也在场。韩志明跟他握了手，叫他‘罗伯逊先生’。他们说了几句话，罗伯逊提到了一个名字。”
“什么名字？”
“威尔逊·赫斯特。”
何伯抬起头来。“威尔逊·赫斯特。港督府特别顾问。1993年的时候。”
陈志远转过身来，看着何伯。“您知道这个人？”
“阿萍提过。她说月明最后一次来找她的时候，说她已经查到了那个人的名字。她说那个人是港督府特别顾问，主管亚洲事务。他的左手小指——”
何伯举起自己的左手，看着那只断了半截无名指的手。
“他的左手小指在马来亚战役中断了。”何伯说。“跟我的无名指一样，都是在战场上丢的。阿萍说，月明告诉她，这个人退役的时候，英国情报部门给了他一个标志——断指。所有从那个部门退役的人，都会留下一个身体上的标记。有的是断指，有的是伤疤，有的是植入物。月明在查韩志明的时候，发现Godwin的左手小指也少了一截。她顺着Godwin的线索往上查，查到了威尔逊·赫斯特。赫斯特是Godwin的上线，也是所有文物流向的最终决定者。”
陈志远慢慢坐回沙发上。他的脸白得厉害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。
“威尔逊·赫斯特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。“1993年的时候，他是港督府特别顾问。主管亚洲事务。韩志明走私文物的事，他是最高决策者。Godwin只是执行者。韩志明连Godwin的上线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Godwin是老板。”
“月明查到了。”阿敏说。“她查了三年，最后查到了赫斯特。但她没能把名字写下来。”
“因为她被发现了。”何伯说。“阿萍说月明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她说有人跟踪她，从香港跟到澳门。她不敢在澳门久留，第三天就走了。走之前她把信封交给阿萍，说如果她回不来，就让来取东西的人去找罗伯逊。罗伯逊知道赫斯特的事，因为罗伯逊以前是赫斯特的副手。”
“罗伯逊现在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何伯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慢慢走到铁皮文件柜前。他蹲下来，打开最底层的抽屉。抽屉里放着一个铁盒，和月明留下的那个几乎一样。他打开铁盒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地址簿，翻到其中一页。
“罗伯逊住在氹仔。旧城区，一间葡式老房子。阿萍以前每个月去看他一次，给他送茶餐厅的菠萝包。阿萍走了之后，我每隔几个月去看他一次。他还活着，但身体不太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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