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门的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女人，短发掺白，穿灰色棉麻衬衫。她端详我们良久，忽然笑了：“你是亨仔。”
她叫苏曼瑶。门牌上写着“苏宅”，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铜色。门口摆着一盆九里香，修剪得很整齐，白花开得正好，香气浓郁得有些霸道。苏曼瑶不急着让我们进去，反而靠在门框上，歪着头打量我，目光从我的额头滑到下巴，像在辨认一幅褪色的画。
“上次见你，你才这么高。”她比了个高度，手在膝盖上方。“流鼻涕，哭着要妈妈。月明抱着你在灯塔前面拍了张照，你哭得脸都皱了，她笑得眼睛都没了。”
她侧身让出门。玄关很窄，鞋柜上放着一摞报纸，整整齐齐，用红绳扎着。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澳门老地图，并排钉着，中间用红线连了几个点——新马路、妈阁庙、灯塔、镜湖医院。
楼梯是水磨石的，很陡，扶手是铁管，磨得发亮。苏曼瑶走在前面，步子很稳。“三楼是我的地方。二楼租出去了，住着一对教音乐的两口子，每天早上弹钢琴，弹得我头疼。”她回头看了林惠欣一眼，“你是她朋友？”
“我是。”林惠欣说。
“月明的朋友都是好人。”苏曼瑶点点头，继续往上走。“她这个人，看人准。说你好你就好，说你坏你就坏。从来不模棱两可。”
三楼的门开着。客厅不大，但很亮，三面都有窗。一面窗对着新马路，一面对着内港，一面是天井。天井里种着一棵桂花，还没开花，叶子绿得发黑。靠墙摆着一张三人沙发，套着米色布套，洗得发白。茶几是藤编的，上面放着一个玻璃托盘，托盘里有几颗糖，还有一把钥匙。
我的目光落在电视柜上。
电视柜有年头了，红木的，台面上铺着白色蕾丝垫。垫子上摆着一个相框，紫檀木框，玻璃擦得很干净。照片是彩色的，已经泛黄，但还清晰——背景是灯塔，白色的塔身，黑色的顶，蓝天白云。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孩，女人在笑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小孩在哭，脸皱成一团。女人穿着红色毛衣，头发很长，被风吹得飘起来，拂过小孩的脸。
年轻女人是月明。小孩是我。
我站在那里，挪不动脚。照片里的月明大概二十五六岁，比我现在还年轻。她怀里的我大概两岁，穿蓝色背带裤，脚上是一双红色小皮鞋。我记得那双鞋。我记得它的鞋底很硬，走路时“咔咔”响。我记得月明蹲下来，帮我把鞋带系紧，说：“亨仔乖，不哭，姨姨带你看灯塔。”
“姨姨”——她让我这么叫她。不是“月明阿姨”，是“姨姨”，叠字，尾音拖长，像唱歌。
“那时候她刚来澳门。”苏曼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把我拉回来。她端着茶盘，三杯茶，放在藤桌上。“一九九三年。她从家里跑出来，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你。”
“带了我？”
“你爸妈闹离婚，天天打架。月明看不下去，把你抱走了。她抱着你坐船来澳门，就带了一个包，里面是你的尿布和两罐奶粉。”苏曼瑶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端起自己那杯茶。“她那时候才二十四岁，自己都还是个孩子。”
林惠欣坐在我旁边，安静地听。她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，凉的，但让我安心。
“她在我这里住了三个月。”苏曼瑶喝了口茶，目光落在相框上，“每天抱着你到处走。去妈阁庙，去大三巴，去路环。她说要让你记住澳门的样子，记住这个世界的好。以后就算回到那个吵架的家里，心里也有一个地方是安静的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你爸妈离婚了，你妈把你接回去了。月明送你到码头，回来哭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，她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，叠好的被子上放着你那双红色小皮鞋。她说：‘鞋子留在这里，下次来还能穿。’”
苏曼瑶站起来，走到电视柜前，拉开下面的柜门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双童鞋——红色的、蓝色的、黄色的，从小到大。每一双都擦得很干净，鞋底磨出的痕迹还在。
“她每年都买一双。”苏曼瑶说，“从两岁到十岁。她说不知道你脚长多大了，就按年龄买。想着万一你来了，总有鞋穿。”
我蹲下来，拿起那双红色小皮鞋。鞋底硬邦邦的，橡胶泛黄。鞋里面还留着鞋垫，鞋垫上印着卡通小熊，已经模糊了。我把它翻过来，鞋底有一行字，是圆珠笔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：“亨仔两岁，澳门灯塔。”
眼泪砸在鞋面上，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。
“她一直在等我来。”我说。
“一直在等。”苏曼瑶在我身后说，“你十岁那年她买完最后一双鞋，跟我说：‘也许他不会来了。但我还是留着，万一呢。’”
我站起来，把那双鞋放回去。柜子里除了鞋，还有一个铁皮盒子，印着丹麦曲奇的图案。我打开，里面全是照片——我在澳门拍的，我在香港拍的，我上小学、上中学、上大学的照片，还有几张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稿剪报。我不知道她一直在关注我。我不知道。
“这些照片怎么来的？”
“她托人拍的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她在香港的朋友，每年去看你一次，拍几张照片给她。她让我保密，说不打扰你。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会看这些照片，一张一张看，看完放进盒子里，第二天再看。”
我坐在沙发上，捧着铁皮盒子，像捧着一颗心。林惠欣靠过来，一张一张地看那些照片。我小时候的、少年时的、成年后的。每一张背面都有月明写的字——日期、地点，有时还有一句话。“亨仔小学毕业了，穿白衬衫很好看。”“亨仔上中学了，书包好重。”“亨仔考上大学了，新闻系。他小时候就爱问为什么。”
最后一张是我的近照，去年冬天在尖沙咀码头拍的，穿着黑色大衣，围着灰色围巾。背面写着：“亨仔长高了。比姨姨高了。”
“这是谁拍的？”
“我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去年我去香港办事，顺便去看你。你在码头等船，风很大，你在看手机。我在对街站了十分钟，没敢过去。我怕打扰你。我怕你忘了我是谁。”
我抬头看她。她的眼睛红了，但没有哭。她只是站在那里，手搭在藤椅背上，像一棵扎根很深的老树。
“我没忘。”我说，“我记得您做的猪脚姜。月明带我来的时候，您端出来一碗，我嫌黑，不肯吃。您说不吃就不吃，但别哭。后来我吃了，很好吃。”
苏曼瑶笑了，眼泪终于落下来。“你记得猪脚姜。”她擦掉眼泪，“你居然记得。”
她走到窗边，推开对着新马路的那扇窗。市声涌进来——汽车喇叭、人声、远处教堂的钟声。阳光落在藤桌上，照亮了那把钥匙。我拿起来看，钥匙柄上贴着标签，是月明的字：“亨仔房间”。
“她的房间在楼上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四楼，我改成了阁楼。她说等你来了，给你住。她说你小时候怕黑，所以开了天窗。晚上可以看星星。”
我抬头看天花板。果然有一道斜的木质横梁，上面嵌着一块玻璃天窗。午后的光从那里落下来，照亮了天井里的桂花叶。
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四楼的楼梯更窄，只容一人通过。苏曼瑶走在前面，拐杖换成了一根更粗的藤杖，点着木踏板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到顶时，她推开一扇矮门，弯着腰进去。
阁楼不大，但很舒服。斜屋顶，白色横梁，天窗正好在床的上方。床是单人床，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，枕头套上绣着一只小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小台灯，灯罩是手绘的，画着澳门灯塔。墙上贴着一张澳门地图，上面用红笔圈了很多地方——妈阁庙、大三巴、福隆新街、镜湖医院、灯塔。每个圈旁边都有日期，是月明来澳门的时间。
“她每次来都住这里。”苏曼瑶站在门口，没有进来。“她说这是她在澳门最安心的地方。她说这里能看见天。”
我走到床边坐下来。床垫很软，弹簧发出“吱呀”声。我躺下来，从天窗望出去——蓝天，白云，一只鸟飞过，留下一个黑点。
“亨仔。”月明的声音从记忆深处浮上来。她坐在床边，帮我掖被角。红色的毛衣，长长的头发。“亨仔，你看，天上有星星。”
“哪里有星星？”
“那里。最亮的那颗。看到没有？”
“看到了。那颗叫什么？”
“叫月明。”
“骗人。月明是你的名字。”
“对。所以那颗星就是姨姨。你以后要是找不到姨姨，就看那颗星。”
我闭上眼睛。天窗的光落在眼皮上，温热的，像一只手。
“苏姐姐，”我睁开眼，“她走的时候，跟我说了什么吗？”
苏曼瑶靠在门框上，拐杖夹在腋下，双手抱着胳膊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她走之前一个月，来了一趟。没住，就坐了一会儿，在这张床上。她跟我说：‘表姐，如果亨仔来了，你告诉他，我很快乐。’”
“就这个？”
“就这个。她说：‘我这一辈子，做过最对的事，就是把亨仔抱来澳门。我想让他知道，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——不吵架，不打架，只有灯塔和钟声。就算他后来忘了，这个地方也一直在。’”
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下去。“她还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：‘我这辈子没结过婚，没生过孩子。但亨仔就是我的孩子。我把他还回去的时候，心都碎了。但我知道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我不能替他走。’”
我从床上坐起来。床头的台灯还亮着，灯泡是暖黄色的，照着我手上的五毫硬币——妈阁庙婆婆给的，加上荣记那枚，两枚都在我手心。蝙蝠图案对着蝙蝠图案，像两只对视的眼睛。
“她现在在哪？”林惠欣在楼下问。她的声音从楼梯井传上来，有些模糊。
“镜湖医院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她的骨灰在镜湖医院后面的墓园。很小的一块碑。她说不要大的，够放一束花
她叫苏曼瑶。门牌上写着“苏宅”，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铜色。门口摆着一盆九里香，修剪得很整齐，白花开得正好，香气浓郁得有些霸道。苏曼瑶不急着让我们进去，反而靠在门框上，歪着头打量我，目光从我的额头滑到下巴，像在辨认一幅褪色的画。
“上次见你，你才这么高。”她比了个高度，手在膝盖上方。“流鼻涕，哭着要妈妈。月明抱着你在灯塔前面拍了张照，你哭得脸都皱了，她笑得眼睛都没了。”
她侧身让出门。玄关很窄，鞋柜上放着一摞报纸，整整齐齐，用红绳扎着。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澳门老地图，并排钉着，中间用红线连了几个点——新马路、妈阁庙、灯塔、镜湖医院。
楼梯是水磨石的，很陡，扶手是铁管，磨得发亮。苏曼瑶走在前面，步子很稳。“三楼是我的地方。二楼租出去了，住着一对教音乐的两口子，每天早上弹钢琴，弹得我头疼。”她回头看了林惠欣一眼，“你是她朋友？”
“我是。”林惠欣说。
“月明的朋友都是好人。”苏曼瑶点点头，继续往上走。“她这个人，看人准。说你好你就好，说你坏你就坏。从来不模棱两可。”
三楼的门开着。客厅不大，但很亮，三面都有窗。一面窗对着新马路，一面对着内港，一面是天井。天井里种着一棵桂花，还没开花，叶子绿得发黑。靠墙摆着一张三人沙发，套着米色布套，洗得发白。茶几是藤编的，上面放着一个玻璃托盘，托盘里有几颗糖，还有一把钥匙。
我的目光落在电视柜上。
电视柜有年头了，红木的，台面上铺着白色蕾丝垫。垫子上摆着一个相框，紫檀木框，玻璃擦得很干净。照片是彩色的，已经泛黄，但还清晰——背景是灯塔，白色的塔身，黑色的顶，蓝天白云。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孩，女人在笑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小孩在哭，脸皱成一团。女人穿着红色毛衣，头发很长，被风吹得飘起来，拂过小孩的脸。
年轻女人是月明。小孩是我。
我站在那里，挪不动脚。照片里的月明大概二十五六岁，比我现在还年轻。她怀里的我大概两岁，穿蓝色背带裤，脚上是一双红色小皮鞋。我记得那双鞋。我记得它的鞋底很硬，走路时“咔咔”响。我记得月明蹲下来，帮我把鞋带系紧，说：“亨仔乖，不哭，姨姨带你看灯塔。”
“姨姨”——她让我这么叫她。不是“月明阿姨”，是“姨姨”，叠字，尾音拖长，像唱歌。
“那时候她刚来澳门。”苏曼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把我拉回来。她端着茶盘，三杯茶，放在藤桌上。“一九九三年。她从家里跑出来，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你。”
“带了我？”
“你爸妈闹离婚，天天打架。月明看不下去，把你抱走了。她抱着你坐船来澳门，就带了一个包，里面是你的尿布和两罐奶粉。”苏曼瑶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端起自己那杯茶。“她那时候才二十四岁，自己都还是个孩子。”
林惠欣坐在我旁边，安静地听。她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，凉的，但让我安心。
“她在我这里住了三个月。”苏曼瑶喝了口茶，目光落在相框上，“每天抱着你到处走。去妈阁庙，去大三巴，去路环。她说要让你记住澳门的样子，记住这个世界的好。以后就算回到那个吵架的家里，心里也有一个地方是安静的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你爸妈离婚了，你妈把你接回去了。月明送你到码头，回来哭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，她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，叠好的被子上放着你那双红色小皮鞋。她说：‘鞋子留在这里，下次来还能穿。’”
苏曼瑶站起来，走到电视柜前，拉开下面的柜门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双童鞋——红色的、蓝色的、黄色的，从小到大。每一双都擦得很干净，鞋底磨出的痕迹还在。
“她每年都买一双。”苏曼瑶说，“从两岁到十岁。她说不知道你脚长多大了，就按年龄买。想着万一你来了，总有鞋穿。”
我蹲下来，拿起那双红色小皮鞋。鞋底硬邦邦的，橡胶泛黄。鞋里面还留着鞋垫，鞋垫上印着卡通小熊，已经模糊了。我把它翻过来，鞋底有一行字，是圆珠笔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：“亨仔两岁，澳门灯塔。”
眼泪砸在鞋面上，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。
“她一直在等我来。”我说。
“一直在等。”苏曼瑶在我身后说，“你十岁那年她买完最后一双鞋，跟我说：‘也许他不会来了。但我还是留着，万一呢。’”
我站起来，把那双鞋放回去。柜子里除了鞋，还有一个铁皮盒子，印着丹麦曲奇的图案。我打开，里面全是照片——我在澳门拍的，我在香港拍的，我上小学、上中学、上大学的照片，还有几张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稿剪报。我不知道她一直在关注我。我不知道。
“这些照片怎么来的？”
“她托人拍的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她在香港的朋友，每年去看你一次，拍几张照片给她。她让我保密，说不打扰你。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会看这些照片，一张一张看，看完放进盒子里，第二天再看。”
我坐在沙发上，捧着铁皮盒子，像捧着一颗心。林惠欣靠过来，一张一张地看那些照片。我小时候的、少年时的、成年后的。每一张背面都有月明写的字——日期、地点，有时还有一句话。“亨仔小学毕业了，穿白衬衫很好看。”“亨仔上中学了，书包好重。”“亨仔考上大学了，新闻系。他小时候就爱问为什么。”
最后一张是我的近照，去年冬天在尖沙咀码头拍的，穿着黑色大衣，围着灰色围巾。背面写着：“亨仔长高了。比姨姨高了。”
“这是谁拍的？”
“我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去年我去香港办事，顺便去看你。你在码头等船，风很大，你在看手机。我在对街站了十分钟，没敢过去。我怕打扰你。我怕你忘了我是谁。”
我抬头看她。她的眼睛红了，但没有哭。她只是站在那里，手搭在藤椅背上，像一棵扎根很深的老树。
“我没忘。”我说，“我记得您做的猪脚姜。月明带我来的时候，您端出来一碗，我嫌黑，不肯吃。您说不吃就不吃，但别哭。后来我吃了，很好吃。”
苏曼瑶笑了，眼泪终于落下来。“你记得猪脚姜。”她擦掉眼泪，“你居然记得。”
她走到窗边，推开对着新马路的那扇窗。市声涌进来——汽车喇叭、人声、远处教堂的钟声。阳光落在藤桌上，照亮了那把钥匙。我拿起来看，钥匙柄上贴着标签，是月明的字：“亨仔房间”。
“她的房间在楼上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四楼，我改成了阁楼。她说等你来了，给你住。她说你小时候怕黑，所以开了天窗。晚上可以看星星。”
我抬头看天花板。果然有一道斜的木质横梁，上面嵌着一块玻璃天窗。午后的光从那里落下来，照亮了天井里的桂花叶。
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四楼的楼梯更窄，只容一人通过。苏曼瑶走在前面，拐杖换成了一根更粗的藤杖，点着木踏板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到顶时，她推开一扇矮门，弯着腰进去。
阁楼不大，但很舒服。斜屋顶，白色横梁，天窗正好在床的上方。床是单人床，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，枕头套上绣着一只小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小台灯，灯罩是手绘的，画着澳门灯塔。墙上贴着一张澳门地图，上面用红笔圈了很多地方——妈阁庙、大三巴、福隆新街、镜湖医院、灯塔。每个圈旁边都有日期，是月明来澳门的时间。
“她每次来都住这里。”苏曼瑶站在门口，没有进来。“她说这是她在澳门最安心的地方。她说这里能看见天。”
我走到床边坐下来。床垫很软，弹簧发出“吱呀”声。我躺下来，从天窗望出去——蓝天，白云，一只鸟飞过，留下一个黑点。
“亨仔。”月明的声音从记忆深处浮上来。她坐在床边，帮我掖被角。红色的毛衣，长长的头发。“亨仔，你看，天上有星星。”
“哪里有星星？”
“那里。最亮的那颗。看到没有？”
“看到了。那颗叫什么？”
“叫月明。”
“骗人。月明是你的名字。”
“对。所以那颗星就是姨姨。你以后要是找不到姨姨，就看那颗星。”
我闭上眼睛。天窗的光落在眼皮上，温热的，像一只手。
“苏姐姐，”我睁开眼，“她走的时候，跟我说了什么吗？”
苏曼瑶靠在门框上，拐杖夹在腋下，双手抱着胳膊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她走之前一个月，来了一趟。没住，就坐了一会儿，在这张床上。她跟我说：‘表姐，如果亨仔来了，你告诉他，我很快乐。’”
“就这个？”
“就这个。她说：‘我这一辈子，做过最对的事，就是把亨仔抱来澳门。我想让他知道，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——不吵架，不打架，只有灯塔和钟声。就算他后来忘了，这个地方也一直在。’”
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下去。“她还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：‘我这辈子没结过婚，没生过孩子。但亨仔就是我的孩子。我把他还回去的时候，心都碎了。但我知道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我不能替他走。’”
我从床上坐起来。床头的台灯还亮着，灯泡是暖黄色的，照着我手上的五毫硬币——妈阁庙婆婆给的，加上荣记那枚，两枚都在我手心。蝙蝠图案对着蝙蝠图案，像两只对视的眼睛。
“她现在在哪？”林惠欣在楼下问。她的声音从楼梯井传上来，有些模糊。
“镜湖医院。”苏曼瑶说，“她的骨灰在镜湖医院后面的墓园。很小的一块碑。她说不要大的，够放一束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