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天的庙街像另一个世界。
前一天夜里我们挤过这里时，霓虹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成流动的色块，食档的白汽混着人声在半空中蒸腾，铁皮棚顶下面密密匝匝的人头涌动像一锅煮沸的水。但上午十点再来，同一条街安静得几乎认不出来。那些红白蓝条纹的帆布棚收了大半，剩下几顶没拆的也耷拉着边角，被海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。铁架和塑料凳码在铺位边上，摞成一摞一摞的，像某种休憩中的生物收起了全部的触角。卖电子表的小摊盖着蓝布，煲仔饭的铁锅倒扣在灶台上，灯笼灭了，只剩下白天的日光从楼宇缝隙间漏下来，在石板地面上拉出斜长的亮斑。
我和惠欣站在庙街中段的路口。阿财的旧居在庙街深处一条窄横巷的尽头，一栋老唐楼的二楼。我们从鸭寮街的阿财仓库那里问来的地址，说是他1995年回潮汕之前住了十几年的地方。惠欣昨天打了电话给老街坊，确认房子还在，现在租给了一个做盲人按摩的师傅。
横巷比主街更安静。一棵老榕树的根须从墙缝里长出来，垂到半空中，在微风里晃着细密的须条。巷底一楼的铺面铁闸半拉着，露出里面一张藤椅和一个小茶几。门框上面挂着一块旧木牌，漆成深棕色，用白字写着玲姐按摩四个字，字体圆润端正，笔画间有一种手写的温厚。
铁闸后面传来人声，在唱一段粤曲。是女声，唱腔绵软婉转，但不是收音机里的，是清唱，没有伴奏，在空荡的铺面里绕来绕去，被墙壁吸收了再慢慢散出来。唱的是《帝女花》里的一段，声音不算响，但每一个字的尾音都拉得长而稳。
我正要掀开铁闸边上的塑料门帘，惠欣拉了我一把。等等。
里面的人听见了脚步声。唱腔顿住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声音从铺面深处传出来：是两个人。一个脚步重一些，穿皮鞋。一个脚步轻一些，大概是运动鞋。你们是阿财的朋友？
惠欣掀开门帘：您听得出来？
铺子里光线有些暗，但能看见藤椅上坐着一个人。是位女士，看年纪五十多岁，头发齐耳根剪得整整齐齐，发色灰白相间。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棉布衫，款式简单，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。膝上放着一把二胡，她的手指搭在琴弦上，没有拉，只是虚虚地按着。她的眼睛是闭着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眼睑微微凹进去，像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失去了视物的能力。但她的脸朝向门口，朝向我和惠欣站立的方向，精准得像是能看见我们。
阿财是我师父。她的声音跟刚才唱曲时一样，柔和平稳，尾音自然地上挑了一下，你们是他的什么人？
朋友的朋友。惠欣走进去，在藤椅旁边的小矮凳上坐下，把帆布袋放在脚边。我站到她旁边，打量着这间小铺面。里面空间不大，一张按摩床靠墙，旁边摆着几瓶药油和一条白毛巾。茶几上搁着一壶茶和两只倒扣的杯子。墙壁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年画，画的是牡丹和锦鲤，边角已经卷起来了。屋里有药油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，不刺鼻，是一种温和的、居住了很久的气味。
阿玲姐，惠欣说，声音比平时放轻了一些，您的眼睛——
小时候发烧，烧坏了。阿玲的手从二胡琴弦上移开，摸索着拿起茶壶，在茶几上摆开两只杯子，倒了两杯茶。茶水倒入瓷杯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很清晰，热气升起来，带着普洱的醇香。师父说我十岁来跟他学二胡的时候就已经看不见了。所以我的耳朵比一般人灵一些，脚步声、呼吸声、衣料的摩擦声——都能分得出来。
她端起自己那杯茶，双手捧着，暖着手指。你们是从潮州回来的吧。师父前几天打来电话说你们去找过他，说你们在查月明的事。
您认识月明？
阿玲没有回答。她把茶杯放回茶几上，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，然后摸索着拿起身边的二胡，把它架在膝上。琴筒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乐谱，边角被反复揭贴过很多次，已经磨出了毛边。
师父让我留了段录音给你们。她说，他走之前录的，两年前。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月明的事，就把这个放给他们听。来的人应该就是你们。
她身后的柜子上摆着一台老式录音机，银灰色外壳，按键是方形的塑料，边角被磨得发白。阿玲伸手摸索过去，指尖在按键上停了一瞬，然后按下播放键。
磁带转动的声音沙沙地响了片刻，像风穿过旧窗棂的缝隙。然后阿财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——比我们在潮州见到他时年轻一些，但也只是一些。声音哑而沉，像磨砂玻璃表面的那种质感，每一个字都带着轻微的毛边。
阿玲。我是阿财。这盘带子你帮我收着。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我月明的事，你就放给他们听。
磁带里停顿了一会儿，能听到阿财呼吸的声音。然后他继续说，语速慢了下来：月明最后一次来庙街找我，是1994年春天，大概是三月吧。那天下着小雨，她抱着一个孩子。孩子很小，裹在一条米白色的围巾里，睡得沉沉的。月明把孩子的脸让我看，说阿财哥，这是我女儿。叫阿明。
我的呼吸变轻了。惠欣的手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。
她那天没说什么特别的话，就是抱着孩子坐在我旁边，听我拉了一下午的二胡。我拉的曲子她点的，她说阿财，拉一遍《平湖秋月》吧。那是她最喜欢的曲子，从十几岁开始，每次来庙街都让我拉。那天她听了三遍。第三遍拉完的时候，她把孩子抱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说了一句话。
磁带里又是一段沉默。然后阿财的声音，比刚才更慢、更轻：她说——阿财，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你就把这支曲子年年都拉，等我儿子听见。
别胡说八道。她笑了一下，说不是胡说，是怕万一。然后她抱着孩子走了。那天庙街在下雨，雨很细，她走的时候没有撑伞，用围巾盖着孩子的脸。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那排榕树底下，当时我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她。
磁带沙沙地继续转动了一会儿。然后阿财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带着一种干涩的哽咽：后来月明不在了。每年的秋天，庙街夜市开场之前，我就在老位置坐下来拉一遍《平湖秋月》。拉了十几年，有时候下雨也拉，有时候风大，谱架被吹倒了，琴弦断过，但我还是拉。我跟自己说，月明说的那个孩子，也许有一天会听见。
磁带的最后一分钟，阿财的声音忽然柔和下来，像是转过身对着某个不在场的人在说话：阿明，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录音，那你就是月明的孩子。你妈妈让我拉的这首曲子，你听见了。她让我年年都拉，等你听见为止。现在我拉不动了，但阿玲还在拉。
平湖秋月，她让我告诉你——湖还在，月也还在。你妈妈没有离开，她在那首曲子里。
磁带结束了。按键弹起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，然后录音机恢复了安静的待机状态，只有电流的底噪在房间里嗡嗡作响。我站在茶几旁边，手指按着桌面边缘，木头的纹理被我的指尖压出浅浅的凹陷。窗外的天光透过门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阿玲的灰白色短发上镀了一层柔和的光。
阿玲把手从录音机上收回来，重新端起那杯茶。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，但眼睑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看见了什么。师父每年秋天的庙街夜市开场前都会拉一遍这首曲子，雷打不动。1998年的台风天，庙街的棚顶被掀飞了好几顶，他一个人坐在雨里拉完了整首。2003年他腰椎不好，坐不住，站着拉的。2009年他搬去潮州之前最后一次拉，那天庙街的人比往常少，他拉完之后把二胡擦干净，装进盒子，说阿玲，我拉不动了，以后你来。
您也拉？
阿玲点头。我每年秋天在铺子里拉一遍。关上门，不开灯，只拉给茶壶和墙上的年画听。她摸索着拿起桌上的二胡，架在膝上，弓毛搁在琴弦上。她的手指纤长，骨节柔软，按在琴弦上的姿势和阿财几乎一样。今天既然你们来了，我就拉一遍。就当是月明听见了。
琴弓动了。第一个音从琴筒里流淌出来的时候，那间铺面里所有的安静都被填满了。《平湖秋月》的旋律平稳而开阔，像一片很安静的水面，月光从云层后面缓缓地铺下来。琴声不响，但每一个音符都很扎实，稳稳地立在空气里，然后慢慢荡开、消散。阿玲的手指在琴弦上滑动的时候，手腕灵活而从容，她的头微微歪向一侧，像是在用耳朵捕捉每一个音的余韵。
我站在茶几旁边，听着那首曲子。月明在1994年春天抱着襁褓里的我坐在阿财的门口听了三遍。那时候她大概已经知道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除夕，知道怀远在里斯本回不来了。她抱着孩子坐在庙街的暮雨里，听《平湖秋月》听了一个下午，然后站起来说等我儿子听见。
惠欣坐在矮凳上，一手握着茶杯，一手放在膝盖上。她没有看我，但我知道她也在听。阿玲拉完最后一个音的时候，琴弓缓缓抬起来，余音在墙壁之间回荡了片刻，然后被房间里的安静收走了。她把二胡放回膝上，手指轻轻按住还在微微震颤的琴弦。
月明那孩子，阿玲轻声说，她小时候常来庙街。每次来都坐在这门口的石阶上，听阿财拉二胡能听一下午。我那时候还看得见，她才十来岁，扎着两个小辫子。后来我眼睛不行了，她还是来，坐在我旁边说阿玲姐，阿财哥拉的《平湖秋月》最好听。
她一直喜欢这首曲子。
喜欢了一辈子。阿玲把二胡放回柜子旁边，扶着椅背站起来。她走路的步子很稳，绕过茶几和矮凳，准确地走到门帘旁边。她掀开塑料门帘的一角，外面的天光照进来，照在她的脸上。她的眼睑微微抬起，朝着庙街的方向——那里白天很安静，铁架和塑料凳在日光里投下整齐的阴影，远处传来扫帚划过石板地面的沙沙声。
师父每年拉完那首曲子之后，都会加一句。他让我录音里没说的，当面跟你们说。阿玲背对着我们，声音从门帘旁边传过来，被外面的市声稍微冲淡了一些，但依然清晰：他说——月明那孩子用了一辈子去找一个回不来的人，但她把回来的路留给了她的孩子。阿明，你听见了曲子，你就找到了她。她一直在那里，在每一年的《
前一天夜里我们挤过这里时，霓虹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成流动的色块，食档的白汽混着人声在半空中蒸腾，铁皮棚顶下面密密匝匝的人头涌动像一锅煮沸的水。但上午十点再来，同一条街安静得几乎认不出来。那些红白蓝条纹的帆布棚收了大半，剩下几顶没拆的也耷拉着边角，被海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。铁架和塑料凳码在铺位边上，摞成一摞一摞的，像某种休憩中的生物收起了全部的触角。卖电子表的小摊盖着蓝布，煲仔饭的铁锅倒扣在灶台上，灯笼灭了，只剩下白天的日光从楼宇缝隙间漏下来，在石板地面上拉出斜长的亮斑。
我和惠欣站在庙街中段的路口。阿财的旧居在庙街深处一条窄横巷的尽头，一栋老唐楼的二楼。我们从鸭寮街的阿财仓库那里问来的地址，说是他1995年回潮汕之前住了十几年的地方。惠欣昨天打了电话给老街坊，确认房子还在，现在租给了一个做盲人按摩的师傅。
横巷比主街更安静。一棵老榕树的根须从墙缝里长出来，垂到半空中，在微风里晃着细密的须条。巷底一楼的铺面铁闸半拉着，露出里面一张藤椅和一个小茶几。门框上面挂着一块旧木牌，漆成深棕色，用白字写着玲姐按摩四个字，字体圆润端正，笔画间有一种手写的温厚。
铁闸后面传来人声，在唱一段粤曲。是女声，唱腔绵软婉转，但不是收音机里的，是清唱，没有伴奏，在空荡的铺面里绕来绕去，被墙壁吸收了再慢慢散出来。唱的是《帝女花》里的一段，声音不算响，但每一个字的尾音都拉得长而稳。
我正要掀开铁闸边上的塑料门帘，惠欣拉了我一把。等等。
里面的人听见了脚步声。唱腔顿住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声音从铺面深处传出来：是两个人。一个脚步重一些，穿皮鞋。一个脚步轻一些，大概是运动鞋。你们是阿财的朋友？
惠欣掀开门帘：您听得出来？
铺子里光线有些暗，但能看见藤椅上坐着一个人。是位女士，看年纪五十多岁，头发齐耳根剪得整整齐齐，发色灰白相间。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棉布衫，款式简单，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。膝上放着一把二胡，她的手指搭在琴弦上，没有拉，只是虚虚地按着。她的眼睛是闭着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眼睑微微凹进去，像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失去了视物的能力。但她的脸朝向门口，朝向我和惠欣站立的方向，精准得像是能看见我们。
阿财是我师父。她的声音跟刚才唱曲时一样，柔和平稳，尾音自然地上挑了一下，你们是他的什么人？
朋友的朋友。惠欣走进去，在藤椅旁边的小矮凳上坐下，把帆布袋放在脚边。我站到她旁边，打量着这间小铺面。里面空间不大，一张按摩床靠墙，旁边摆着几瓶药油和一条白毛巾。茶几上搁着一壶茶和两只倒扣的杯子。墙壁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年画，画的是牡丹和锦鲤，边角已经卷起来了。屋里有药油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，不刺鼻，是一种温和的、居住了很久的气味。
阿玲姐，惠欣说，声音比平时放轻了一些，您的眼睛——
小时候发烧，烧坏了。阿玲的手从二胡琴弦上移开，摸索着拿起茶壶，在茶几上摆开两只杯子，倒了两杯茶。茶水倒入瓷杯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很清晰，热气升起来，带着普洱的醇香。师父说我十岁来跟他学二胡的时候就已经看不见了。所以我的耳朵比一般人灵一些，脚步声、呼吸声、衣料的摩擦声——都能分得出来。
她端起自己那杯茶，双手捧着，暖着手指。你们是从潮州回来的吧。师父前几天打来电话说你们去找过他，说你们在查月明的事。
您认识月明？
阿玲没有回答。她把茶杯放回茶几上，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，然后摸索着拿起身边的二胡，把它架在膝上。琴筒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乐谱，边角被反复揭贴过很多次，已经磨出了毛边。
师父让我留了段录音给你们。她说，他走之前录的，两年前。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月明的事，就把这个放给他们听。来的人应该就是你们。
她身后的柜子上摆着一台老式录音机，银灰色外壳，按键是方形的塑料，边角被磨得发白。阿玲伸手摸索过去，指尖在按键上停了一瞬，然后按下播放键。
磁带转动的声音沙沙地响了片刻，像风穿过旧窗棂的缝隙。然后阿财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——比我们在潮州见到他时年轻一些，但也只是一些。声音哑而沉，像磨砂玻璃表面的那种质感，每一个字都带着轻微的毛边。
阿玲。我是阿财。这盘带子你帮我收着。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我月明的事，你就放给他们听。
磁带里停顿了一会儿，能听到阿财呼吸的声音。然后他继续说，语速慢了下来：月明最后一次来庙街找我，是1994年春天，大概是三月吧。那天下着小雨，她抱着一个孩子。孩子很小，裹在一条米白色的围巾里，睡得沉沉的。月明把孩子的脸让我看，说阿财哥，这是我女儿。叫阿明。
我的呼吸变轻了。惠欣的手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。
她那天没说什么特别的话，就是抱着孩子坐在我旁边，听我拉了一下午的二胡。我拉的曲子她点的，她说阿财，拉一遍《平湖秋月》吧。那是她最喜欢的曲子，从十几岁开始，每次来庙街都让我拉。那天她听了三遍。第三遍拉完的时候，她把孩子抱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说了一句话。
磁带里又是一段沉默。然后阿财的声音，比刚才更慢、更轻：她说——阿财，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你就把这支曲子年年都拉，等我儿子听见。
别胡说八道。她笑了一下，说不是胡说，是怕万一。然后她抱着孩子走了。那天庙街在下雨，雨很细，她走的时候没有撑伞，用围巾盖着孩子的脸。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那排榕树底下，当时我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她。
磁带沙沙地继续转动了一会儿。然后阿财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带着一种干涩的哽咽：后来月明不在了。每年的秋天，庙街夜市开场之前，我就在老位置坐下来拉一遍《平湖秋月》。拉了十几年，有时候下雨也拉，有时候风大，谱架被吹倒了，琴弦断过，但我还是拉。我跟自己说，月明说的那个孩子，也许有一天会听见。
磁带的最后一分钟，阿财的声音忽然柔和下来，像是转过身对着某个不在场的人在说话：阿明，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录音，那你就是月明的孩子。你妈妈让我拉的这首曲子，你听见了。她让我年年都拉，等你听见为止。现在我拉不动了，但阿玲还在拉。
平湖秋月，她让我告诉你——湖还在，月也还在。你妈妈没有离开，她在那首曲子里。
磁带结束了。按键弹起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，然后录音机恢复了安静的待机状态，只有电流的底噪在房间里嗡嗡作响。我站在茶几旁边，手指按着桌面边缘，木头的纹理被我的指尖压出浅浅的凹陷。窗外的天光透过门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阿玲的灰白色短发上镀了一层柔和的光。
阿玲把手从录音机上收回来，重新端起那杯茶。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，但眼睑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看见了什么。师父每年秋天的庙街夜市开场前都会拉一遍这首曲子，雷打不动。1998年的台风天，庙街的棚顶被掀飞了好几顶，他一个人坐在雨里拉完了整首。2003年他腰椎不好，坐不住，站着拉的。2009年他搬去潮州之前最后一次拉，那天庙街的人比往常少，他拉完之后把二胡擦干净，装进盒子，说阿玲，我拉不动了，以后你来。
您也拉？
阿玲点头。我每年秋天在铺子里拉一遍。关上门，不开灯，只拉给茶壶和墙上的年画听。她摸索着拿起桌上的二胡，架在膝上，弓毛搁在琴弦上。她的手指纤长，骨节柔软，按在琴弦上的姿势和阿财几乎一样。今天既然你们来了，我就拉一遍。就当是月明听见了。
琴弓动了。第一个音从琴筒里流淌出来的时候，那间铺面里所有的安静都被填满了。《平湖秋月》的旋律平稳而开阔，像一片很安静的水面，月光从云层后面缓缓地铺下来。琴声不响，但每一个音符都很扎实，稳稳地立在空气里，然后慢慢荡开、消散。阿玲的手指在琴弦上滑动的时候，手腕灵活而从容，她的头微微歪向一侧，像是在用耳朵捕捉每一个音的余韵。
我站在茶几旁边，听着那首曲子。月明在1994年春天抱着襁褓里的我坐在阿财的门口听了三遍。那时候她大概已经知道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除夕，知道怀远在里斯本回不来了。她抱着孩子坐在庙街的暮雨里，听《平湖秋月》听了一个下午，然后站起来说等我儿子听见。
惠欣坐在矮凳上，一手握着茶杯，一手放在膝盖上。她没有看我，但我知道她也在听。阿玲拉完最后一个音的时候，琴弓缓缓抬起来，余音在墙壁之间回荡了片刻，然后被房间里的安静收走了。她把二胡放回膝上，手指轻轻按住还在微微震颤的琴弦。
月明那孩子，阿玲轻声说，她小时候常来庙街。每次来都坐在这门口的石阶上，听阿财拉二胡能听一下午。我那时候还看得见，她才十来岁，扎着两个小辫子。后来我眼睛不行了，她还是来，坐在我旁边说阿玲姐，阿财哥拉的《平湖秋月》最好听。
她一直喜欢这首曲子。
喜欢了一辈子。阿玲把二胡放回柜子旁边，扶着椅背站起来。她走路的步子很稳，绕过茶几和矮凳，准确地走到门帘旁边。她掀开塑料门帘的一角，外面的天光照进来，照在她的脸上。她的眼睑微微抬起，朝着庙街的方向——那里白天很安静，铁架和塑料凳在日光里投下整齐的阴影，远处传来扫帚划过石板地面的沙沙声。
师父每年拉完那首曲子之后，都会加一句。他让我录音里没说的，当面跟你们说。阿玲背对着我们，声音从门帘旁边传过来，被外面的市声稍微冲淡了一些，但依然清晰：他说——月明那孩子用了一辈子去找一个回不来的人，但她把回来的路留给了她的孩子。阿明，你听见了曲子，你就找到了她。她一直在那里，在每一年的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