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8章 资本的狂欢
清源城的夏天,空气里除了日益潮湿闷热的气息,还弥漫着一种全新的、躁动不安的味道。这种味道混杂着新铸银元的金属气、工厂区飘来的煤烟味、码头搬运工的汗味,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、对财富近乎饥渴的兴奋感。
林清御书房里那场关于“新政专项国债”的争论,在极小的圈子里迅速发酵,最终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。朝廷缺钱,缺大钱,而且要干一票史无前例的大事——废分封、建工场、养新军。钱从哪里来?向“民间”借。
当户部衙门外的布告栏贴出那份措辞文雅却意图直白的《劝购国债文告》时,清源城内外,那些嗅觉最灵敏的鼻子,瞬间就竖了起来。
文告内容很简单:朝廷为筹措“利国利民”之新政资金,特发行“清源复兴债”,总额一百万银元(新币制单位,一枚银元约等同旧制十两足色纹银的购买力),年息五分,五年期,到期本息一并偿还。认购者需为清国在籍商贾、工场主或拥有合法产业的平民,认购额最低一百银元,上不封顶。首批试点,仅在清源、望海两城发售。
五分利!五年期!还是朝廷作保!
布告前挤满了各色人等,识字的摇头晃脑念着,不识字的支棱耳朵听着,议论声几乎要把布告栏掀翻。
“五分利?我的乖乖,钱庄放印子钱也就这个数,还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!这可是朝廷的债!”
“五年……会不会太长了?谁知道五年后朝廷还在不在……”
“呸!乌鸦嘴!陛下圣明,新政如火如荼,我看这江山稳着呢!关键是这债,谁都能买?咱这摆摊卖炊饼的,攒上两年,是不是也能当一回朝廷的债主?”
“想得美!没看见要‘商贾、工场主或合法产业’吗?你那炊饼摊,算个屁产业!这是给那些发了新财的老爷们预备的!”
人群外围,几个穿着绸缎长衫、手指上戴着硕大玉扳指的中年男人,并未挤上前,只是远远看着,彼此交换着眼神,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。他们是清源城新兴商人阶层的代表,嗅觉比猎犬还灵。
“周老板,您怎么看?”一个胖商人低声问身边那位面容清癯、眼神锐利的中年人。此人名叫周文远,原是个小布商,借着工厂布冲击传统市场的混乱,果断转型,先是低价吃进一批滞销的“土布”加工成特定货品销往偏远地区,后又搭上“惠民织造”的线,成为特许经销商之一,短短一年,身家翻了几番,是清源城新富中的翘楚。
周文远捻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须,慢悠悠道:“怎么看?用眼睛看,用脑子想。陛下缺钱,不找旧贵族(他们也未必有现钱,地契田产马上就不值钱了),不找钱庄(那些老家伙跟旧贵族穿一条裤子),偏偏找咱们这些‘新钱’,为什么?”
“为什么?”胖商人和其他几人都竖起耳朵。
“一来,咱们的钱‘干净’,跟旧势力牵扯少。二来,陛下这是……在给咱们递梯子呢。”周文远眼中精光一闪,“看见那‘优先考虑工场专营权、海外贸易许可’了吗?这是画饼,但也是实实在在的饵!朝廷要大建工场,要开拓海贸,这里头的利润,岂是五分利息能比的?买了这债,就是跟朝廷绑在一条船上,以后有什么好处,能少得了咱们?”
几人恍然大悟,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
“那……买多少?”
周文远微微一笑:“倾尽所有,能买多少买多少。不仅要买,还要大张旗鼓地买,要让宫里知道,咱们这些‘新钱’,是真心实意拥护新政,愿意跟朝廷共进退的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更低:“旧的天快塌了,新的天正在立起来。这时候不站队,不押注,等着喝西北风吗?”
类似的对话,在清源城和望海城的茶楼、酒肆、商号后院不断上演。新旧交替的巨变中,总有人能敏锐地抓住缝隙里的光,并将其转化为耀眼的财富。商人,尤其是这些没有太多历史包袱、敢于冒险的新兴商人,成了最早嗅到血腥味(金钱的味道)的鲨鱼。
三天后,户部指定的承销点(临时设在清源府衙旁一座宽敞的旧库房里)外,排起了长龙。来的多是衣着光鲜的商贾,也有少量穿着工场管事服饰的人,甚至还有几个看起来像是替背后东家跑腿的掌柜。人人手里或拎着沉甸甸的箱子,或揣着厚厚的银票(几家被朝廷认可的“官银号”刚刚推出的新玩意)。
周文远来得不算最早,但排场不小。两辆马车,几个健仆抬着三口包着铜角的结实木箱,轰隆隆放在承销点门口,引得众人侧目。他面色平静,甚至带着一丝谦和的微笑,向主持此事的户部郎中(沈墨手下一位得力干员)递上自己的名帖和产业凭证。
“清源城‘文远商行’东主周文远,认购国债,五万银元。”他的声音不大,却让喧闹的现场静了一瞬。
五万!相当于旧制五十万两白银!这在当年,足以武装一支数千人的军队!这周文远,好大的手笔!
户部郎中眼皮也跳了跳,仔细验看了银票(由官银号现场核对、盖章确认)和身份,然后郑重地在一本烫金册子上登记,开具了印制精美、盖有户部大印和皇帝玉玺(特小型副章)的国债凭证。凭证一式两份,编号、金额、利息、期限、持有人信息,一应俱全。
“周东主深明大义,支持国策,下官佩服。”户部郎中拱手,语气客气了许多。这可不仅仅是债主,更是新政的“自己人”了。
周文远接过凭证,仔细收好,笑容更加诚挚:“大人过奖,为国分忧,乃草民本分。”他转身,对着后面排队的人群,稍微提高声音,“诸位,朝廷推行新政,乃富国强民之大道。我等商人,受惠于新政,得以施展抱负,如今朝廷有需,自当略尽绵薄。这国债,利国利己,何乐而不为?”
一番话,说得冠冕堂皇,既表了忠心,又给其他商人递了台阶。当下就有不少人附和,认购的热情更加高涨。
有了周文远这个“标杆”,后续的大额认购接踵而至。经营海贸的“望海林氏”认购三万;垄断了清源城近半煤炭供应(从西境倒卖)的“隆昌号”认购两万五千;几个联合起来承包了官道一段修缮工程的工头,也凑了一万五千……短短五天,清源城五十万银元的额度被抢购一空!望海城那边也是火爆异常。
沈墨看着账簿上急速增长的数字,又是欣喜又是心惊。欣喜的是,燃眉之急暂解,这笔钱足以支撑废分封初期最烧钱的军事部署和官员安置。心惊的是,这股新兴资本的力量,聚合起来竟然如此迅猛、如此庞大!他们真的只是为了那五分利和未来的许诺吗?
资本的闸门一旦打开,洪流便再难遏制。国债的成功发售,像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,注入了新兴商人阶层的血脉。他们手中的钱、凭证、以及与朝廷新建立起来的脆弱“同盟”关系,都变成了他们撬动更大利益的杠杆。
周文远从户部衙门出来,没有回商行,而是径直去了城东正在兴建中的“清源机械制造总局”工地附近的一座茶楼。雅间里,已经坐了几个人。有官营铁矿的管事(偷偷出来),有从西境来的、熟悉煤矿分布的掮客,还有两个在河间府钢铁工场项目里负责采购的小吏。
“周老板,您如今可是朝廷的红人了。”铁矿管事奉承道。
周文远摆摆手,示意仆人关上房门,开门见山:“红不红人不重要,重要的是机会。朝廷要大建工场,钢铁、机械、煤炭、运输,哪一样不是金山银海?官营的摊子大,但规矩也多,效率嘛……嘿嘿。咱们民间资本,能不能也分一杯羹?”
几人眼睛都亮了。“周老板有何高见?”
“官营工场需要零配件、需要特种矿石、需要熟练工匠的短期雇佣、需要煤炭的稳定供应、甚至需要把产品运到全国各地的渠道……”周文远手指蘸着茶水,在桌上画着,“这些,朝廷不可能全包。总有些边边角角,利润丰厚,又不会触及根本的,可以放出来。我们需要做的,是联合起来,成立‘同业公会’也好,‘合股公司’也罢,把资源整合,把路子走通,然后……去跟工部、跟司徒尚书谈。”
他的设想大胆而超前,在这个时代,几乎是赤裸裸的“官商合作”、“利益输送”构想。但在座的都是尝到新政甜头、胆大包天的主儿,非但不觉得惊世骇俗,反而觉得热血沸腾。
“这事……风险不小,朝廷能答应?”
“事在人为。”周文远笃定道,“陛下要的是结果,是工厂尽快建起来,机器尽快转起来。只要我们能帮朝廷更快、更省(至少表面上)地达成目标,分出些利润,又算什么?关键是要做得漂亮,账目清楚,让人挑不出大毛病。而且……”他压低声音,“我听说,司徒尚书那边,对完全官营的弊端,也有所察觉,正在寻找‘变通之法’。”
一场围绕着新兴工业的资本盛宴,在官方视野之外,悄然开始布局。商人们追逐利润的天性,与林清急需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,在某种程度上,形成了奇特的共谋。
然而,资本的狂欢并非没有代价,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入场。
清源城西市,原本是手工业者聚集区。一间昏暗的织布作坊里,老匠人赵木根看着自己那几台日渐冷落的织机,又看看手里刚刚送来的、要求提高供货质量、压低价格的订货单(来自一个转做工场布批发的二道贩子),愁得直揪所剩无几的头发。
他的儿子,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,闷声道:“爹,别干了。东街‘兴隆纺纱厂’在招工,一天八个时辰,管两顿饭,一月能给……给一两半银子呢!虽然累点,但比咱这有一搭没一搭的强!”
“放屁!”赵木根瞪眼,“那是给机器打下手!是‘工贼’!祖宗的手艺不要了?这织机是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!”
“手艺?手艺能当饭吃吗?”儿子也急了,“您看看这单子,这价钱,连本都保不住!周记布庄以前是咱的老主顾,现在人家直接从工厂进货了!再这样下去,咱爷俩都得饿死!”
类似的争吵,在无数传统手工业家庭中上演。机器生产的洪流,裹挟着
林清御书房里那场关于“新政专项国债”的争论,在极小的圈子里迅速发酵,最终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。朝廷缺钱,缺大钱,而且要干一票史无前例的大事——废分封、建工场、养新军。钱从哪里来?向“民间”借。
当户部衙门外的布告栏贴出那份措辞文雅却意图直白的《劝购国债文告》时,清源城内外,那些嗅觉最灵敏的鼻子,瞬间就竖了起来。
文告内容很简单:朝廷为筹措“利国利民”之新政资金,特发行“清源复兴债”,总额一百万银元(新币制单位,一枚银元约等同旧制十两足色纹银的购买力),年息五分,五年期,到期本息一并偿还。认购者需为清国在籍商贾、工场主或拥有合法产业的平民,认购额最低一百银元,上不封顶。首批试点,仅在清源、望海两城发售。
五分利!五年期!还是朝廷作保!
布告前挤满了各色人等,识字的摇头晃脑念着,不识字的支棱耳朵听着,议论声几乎要把布告栏掀翻。
“五分利?我的乖乖,钱庄放印子钱也就这个数,还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!这可是朝廷的债!”
“五年……会不会太长了?谁知道五年后朝廷还在不在……”
“呸!乌鸦嘴!陛下圣明,新政如火如荼,我看这江山稳着呢!关键是这债,谁都能买?咱这摆摊卖炊饼的,攒上两年,是不是也能当一回朝廷的债主?”
“想得美!没看见要‘商贾、工场主或合法产业’吗?你那炊饼摊,算个屁产业!这是给那些发了新财的老爷们预备的!”
人群外围,几个穿着绸缎长衫、手指上戴着硕大玉扳指的中年男人,并未挤上前,只是远远看着,彼此交换着眼神,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。他们是清源城新兴商人阶层的代表,嗅觉比猎犬还灵。
“周老板,您怎么看?”一个胖商人低声问身边那位面容清癯、眼神锐利的中年人。此人名叫周文远,原是个小布商,借着工厂布冲击传统市场的混乱,果断转型,先是低价吃进一批滞销的“土布”加工成特定货品销往偏远地区,后又搭上“惠民织造”的线,成为特许经销商之一,短短一年,身家翻了几番,是清源城新富中的翘楚。
周文远捻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须,慢悠悠道:“怎么看?用眼睛看,用脑子想。陛下缺钱,不找旧贵族(他们也未必有现钱,地契田产马上就不值钱了),不找钱庄(那些老家伙跟旧贵族穿一条裤子),偏偏找咱们这些‘新钱’,为什么?”
“为什么?”胖商人和其他几人都竖起耳朵。
“一来,咱们的钱‘干净’,跟旧势力牵扯少。二来,陛下这是……在给咱们递梯子呢。”周文远眼中精光一闪,“看见那‘优先考虑工场专营权、海外贸易许可’了吗?这是画饼,但也是实实在在的饵!朝廷要大建工场,要开拓海贸,这里头的利润,岂是五分利息能比的?买了这债,就是跟朝廷绑在一条船上,以后有什么好处,能少得了咱们?”
几人恍然大悟,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
“那……买多少?”
周文远微微一笑:“倾尽所有,能买多少买多少。不仅要买,还要大张旗鼓地买,要让宫里知道,咱们这些‘新钱’,是真心实意拥护新政,愿意跟朝廷共进退的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更低:“旧的天快塌了,新的天正在立起来。这时候不站队,不押注,等着喝西北风吗?”
类似的对话,在清源城和望海城的茶楼、酒肆、商号后院不断上演。新旧交替的巨变中,总有人能敏锐地抓住缝隙里的光,并将其转化为耀眼的财富。商人,尤其是这些没有太多历史包袱、敢于冒险的新兴商人,成了最早嗅到血腥味(金钱的味道)的鲨鱼。
三天后,户部指定的承销点(临时设在清源府衙旁一座宽敞的旧库房里)外,排起了长龙。来的多是衣着光鲜的商贾,也有少量穿着工场管事服饰的人,甚至还有几个看起来像是替背后东家跑腿的掌柜。人人手里或拎着沉甸甸的箱子,或揣着厚厚的银票(几家被朝廷认可的“官银号”刚刚推出的新玩意)。
周文远来得不算最早,但排场不小。两辆马车,几个健仆抬着三口包着铜角的结实木箱,轰隆隆放在承销点门口,引得众人侧目。他面色平静,甚至带着一丝谦和的微笑,向主持此事的户部郎中(沈墨手下一位得力干员)递上自己的名帖和产业凭证。
“清源城‘文远商行’东主周文远,认购国债,五万银元。”他的声音不大,却让喧闹的现场静了一瞬。
五万!相当于旧制五十万两白银!这在当年,足以武装一支数千人的军队!这周文远,好大的手笔!
户部郎中眼皮也跳了跳,仔细验看了银票(由官银号现场核对、盖章确认)和身份,然后郑重地在一本烫金册子上登记,开具了印制精美、盖有户部大印和皇帝玉玺(特小型副章)的国债凭证。凭证一式两份,编号、金额、利息、期限、持有人信息,一应俱全。
“周东主深明大义,支持国策,下官佩服。”户部郎中拱手,语气客气了许多。这可不仅仅是债主,更是新政的“自己人”了。
周文远接过凭证,仔细收好,笑容更加诚挚:“大人过奖,为国分忧,乃草民本分。”他转身,对着后面排队的人群,稍微提高声音,“诸位,朝廷推行新政,乃富国强民之大道。我等商人,受惠于新政,得以施展抱负,如今朝廷有需,自当略尽绵薄。这国债,利国利己,何乐而不为?”
一番话,说得冠冕堂皇,既表了忠心,又给其他商人递了台阶。当下就有不少人附和,认购的热情更加高涨。
有了周文远这个“标杆”,后续的大额认购接踵而至。经营海贸的“望海林氏”认购三万;垄断了清源城近半煤炭供应(从西境倒卖)的“隆昌号”认购两万五千;几个联合起来承包了官道一段修缮工程的工头,也凑了一万五千……短短五天,清源城五十万银元的额度被抢购一空!望海城那边也是火爆异常。
沈墨看着账簿上急速增长的数字,又是欣喜又是心惊。欣喜的是,燃眉之急暂解,这笔钱足以支撑废分封初期最烧钱的军事部署和官员安置。心惊的是,这股新兴资本的力量,聚合起来竟然如此迅猛、如此庞大!他们真的只是为了那五分利和未来的许诺吗?
资本的闸门一旦打开,洪流便再难遏制。国债的成功发售,像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,注入了新兴商人阶层的血脉。他们手中的钱、凭证、以及与朝廷新建立起来的脆弱“同盟”关系,都变成了他们撬动更大利益的杠杆。
周文远从户部衙门出来,没有回商行,而是径直去了城东正在兴建中的“清源机械制造总局”工地附近的一座茶楼。雅间里,已经坐了几个人。有官营铁矿的管事(偷偷出来),有从西境来的、熟悉煤矿分布的掮客,还有两个在河间府钢铁工场项目里负责采购的小吏。
“周老板,您如今可是朝廷的红人了。”铁矿管事奉承道。
周文远摆摆手,示意仆人关上房门,开门见山:“红不红人不重要,重要的是机会。朝廷要大建工场,钢铁、机械、煤炭、运输,哪一样不是金山银海?官营的摊子大,但规矩也多,效率嘛……嘿嘿。咱们民间资本,能不能也分一杯羹?”
几人眼睛都亮了。“周老板有何高见?”
“官营工场需要零配件、需要特种矿石、需要熟练工匠的短期雇佣、需要煤炭的稳定供应、甚至需要把产品运到全国各地的渠道……”周文远手指蘸着茶水,在桌上画着,“这些,朝廷不可能全包。总有些边边角角,利润丰厚,又不会触及根本的,可以放出来。我们需要做的,是联合起来,成立‘同业公会’也好,‘合股公司’也罢,把资源整合,把路子走通,然后……去跟工部、跟司徒尚书谈。”
他的设想大胆而超前,在这个时代,几乎是赤裸裸的“官商合作”、“利益输送”构想。但在座的都是尝到新政甜头、胆大包天的主儿,非但不觉得惊世骇俗,反而觉得热血沸腾。
“这事……风险不小,朝廷能答应?”
“事在人为。”周文远笃定道,“陛下要的是结果,是工厂尽快建起来,机器尽快转起来。只要我们能帮朝廷更快、更省(至少表面上)地达成目标,分出些利润,又算什么?关键是要做得漂亮,账目清楚,让人挑不出大毛病。而且……”他压低声音,“我听说,司徒尚书那边,对完全官营的弊端,也有所察觉,正在寻找‘变通之法’。”
一场围绕着新兴工业的资本盛宴,在官方视野之外,悄然开始布局。商人们追逐利润的天性,与林清急需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,在某种程度上,形成了奇特的共谋。
然而,资本的狂欢并非没有代价,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入场。
清源城西市,原本是手工业者聚集区。一间昏暗的织布作坊里,老匠人赵木根看着自己那几台日渐冷落的织机,又看看手里刚刚送来的、要求提高供货质量、压低价格的订货单(来自一个转做工场布批发的二道贩子),愁得直揪所剩无几的头发。
他的儿子,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,闷声道:“爹,别干了。东街‘兴隆纺纱厂’在招工,一天八个时辰,管两顿饭,一月能给……给一两半银子呢!虽然累点,但比咱这有一搭没一搭的强!”
“放屁!”赵木根瞪眼,“那是给机器打下手!是‘工贼’!祖宗的手艺不要了?这织机是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!”
“手艺?手艺能当饭吃吗?”儿子也急了,“您看看这单子,这价钱,连本都保不住!周记布庄以前是咱的老主顾,现在人家直接从工厂进货了!再这样下去,咱爷俩都得饿死!”
类似的争吵,在无数传统手工业家庭中上演。机器生产的洪流,裹挟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