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数九寒天的夜里，东北农村的土炕烧得滚烫，烫得屁股底下的花褥子都泛着热乎的糊味，炕席是用高粱秆编的，磨得光滑发亮，热气从炕洞子里钻上来，裹着烧柴的松木香味，本该是暖得让人犯困的时节，可我却攥着被角，指节都攥得发白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窗外是刮得呜呜作响的大烟泡，东北的冬夜最凶的就是这风，裹着雪粒子砸在玻璃窗上，噼里啪啦的，像无数只枯瘦的小爪子在玻璃上挠抓，又像是有人趴在窗外，一下下叩着窗棂。我裹着奶奶亲手缝的花棉被，棉被里塞着新弹的棉花，软乎乎的却压不住我后脊梁骨冒出来的凉气，只露个脑袋顶在炕头，鼻尖蹭着热乎乎的炕席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坐在炕沿上的奶奶。她手里攥着纳鞋底的钢针，麻线在指尖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昏黄的煤油灯搁在炕桌的木墩上，灯芯挑得不算高，橘黄色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投在斑驳的土墙上，晃悠悠的，像个飘在半空的人影，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灯苗忽明忽暗，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扭曲，时而拉长，时而缩成一团，看得我心里发慌。奶奶的嘴皮子动了动，没先讲故事，先把手里的钢针在花白的头发里蹭了蹭，磨得尖溜溜的，麻线穿过针鼻的时候，指尖微微颤抖，那是常年做针线活落下的毛病，她慢悠悠吐了一口白气，东北的冬夜屋里屋外都冷，哈气在嘴边凝成白雾，她才开口，声音沙哑又低沉，像老榆树皮摩擦的声响，讲的是前几年村里桂英去镇上棉纺厂上夜班撞着的邪乎事，那事在老一辈嘴里传了好几年，越传越渗人，听得人连炕头的热气都能冻成冰。
桂英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媳妇，那年才二十二，眉眼弯弯的，皮肤是东北女人特有的白净，干活麻利，性子也软，就是命苦。家里男人为了多挣点钱，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南边打工，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，连秋收都赶不回来，家里留着个刚满周岁的娃，奶膘还没退，夜里总哭着找爹，还有个瘫在炕上的婆婆，早年摔断了腰，下不了地，吃喝拉撒全要人伺候，一家老小的嚼用、药钱、娃的奶粉钱，全压在桂英一个人的肩膀上。镇上的棉纺厂招夜班挡车工，夜班是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，天寒地冻熬人，路又远，还要穿过三里地的荒草甸子，村里的女人都嫌苦、嫌怕，说那老厂房邪性，没人愿意去，可夜班补贴比白班多整整一半，就为这多出来的几块钱，桂英咬碎了牙，偷偷去报了名。报名那天她跟婆婆说的时候，婆婆躺在炕上抹眼泪，说夜班太凶，野地阴气重，厂房里更不干净，桂英却抹了抹眼角，说没事，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多挣点钱，娃能吃好点，您的药也能断顿。
东北的冬夜，黑得是透底的，连天上的星星都冻得躲进厚厚的云层里，连点星光都不肯漏下来。路上的雪冻得硬邦邦的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那声响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刺耳，雪没到膝盖窝，每走一步都要费老大的劲，棉鞋踩进雪窝里，雪沫子灌进鞋帮，瞬间就冻透了，脚底板像踩着冰坨子。从村里到镇上的棉纺厂，要走三里地的荒路，路边是连片的荒草甸子，夏天长满一人多高的芦苇，风一吹绿浪翻滚，冬天全是枯干的芦苇秆，被雪埋了半截，风一吹，枯杆子哗啦哗啦响，像无数人藏在草棵子里走路，又像有人在草深处窃窃私语。桂英裹着厚厚的蓝布棉袄，棉袄是男人穿过的改的，又宽又大，裹在身上像个小棉被，头上包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花头巾，把额头、耳朵全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手里攥着个旧手电筒，电池是攒了好久的钱买的，却也快没电了，灯光昏昏黄黄的，照出去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片地，稍远一点就是黑黢黢的一片，浓得像化不开的墨，啥也看不见。
咱东北农村走夜路，有老辈传下来的三不准，奶奶的声音顿了顿，指尖捏着麻线顿了一下，煤油灯的光映着她皱起的眉头，我听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。第一不准回头，后半夜野地阴气最重，人的肩头有两盏阳火，一回头，阳火就灭一盏，野东西就能顺着脖子钻到你身上；第二不准捡路边的东西，不管是钱、布、还是小孩的玩意，那都是野东西勾魂的引子，捡了就被缠上了；第三不准随便喊人名，尤其是喊自己的名字，一喊，魂就被勾走了。桂英心里把这些规矩背得滚瓜烂熟，一路低着头，紧盯着脚下的雪路，不敢往两边看，耳朵里只有自己的脚步声，还有风刮过草甸子的哗啦声，走着走着，她就觉得不对劲，身后总像有人跟着，脚步轻轻的，跟她的脚步踩在一个点上，她停，那脚步也停，她走，那脚步也走，轻飘飘的，没有一点雪地里的咯吱声，像踩在棉花上。桂英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，手心攥着手电筒，汗把塑料壳都浸湿了，她想回头看看，脖子刚要扭，猛地想起不准回头的规矩，硬生生把脖子扭了回来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加快脚步往前走，只想赶紧走到棉纺厂，离这荒草甸子远点。
手电筒的光晃了晃，照见路边的雪地里，有一团红乎乎的东西，像块花布，冻得硬邦邦的，贴在雪地上，红得扎眼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格外诡异。桂英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家里娃的棉袄破了，正缺块布补，她下意识想弯腰捡，手刚伸出去，又猛地缩回来，想起不准捡东西的规矩，那红东西看着像布，可细看又不像，轮廓小小的，方方正正的，竟像是个小孩穿的红肚兜，上面还绣着歪歪扭扭的莲花纹，冻得青硬，贴在雪地里，仿佛有双眼睛在雪底下盯着她。桂英不敢再看，埋着头快步往前走，耳边的脚步声还在跟着，越来越近，几乎就在她脚后跟后面，她能感觉到一股冰凉的气，从身后吹过来，吹得她头巾边角都飘起来，吹得她后脖颈子发凉，那凉气不是风的凉，是阴嗖嗖的，钻到骨头缝里，冻得她牙齿打颤。
好不容易熬到棉纺厂门口，桂英才松了一口气，可这口气刚松到一半，又提了起来。棉纺厂是老厂子，红砖砌的厂房，墙皮都剥落了，露出里面发黑的砖坯，年头比桂英的爹都大，厂房顶是黑瓦，冬天积着厚厚的雪，像盖了一床白被子，屋檐下挂着半米长的冰溜子，尖溜溜的，像一把把倒悬的小刀子，风一吹，冰溜子晃悠悠的，仿佛随时会掉下来扎到人。厂门是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，红锈蹭在手上洗都洗不掉，夜班的门卫是个姓王的老头，七十多岁了，聋得厉害，平时就缩在门房里，裹着洗得发硬的棉大衣，守着一个快灭的铁炉子烤火，脸冻得通红，眼神浑浊，桂英每次来，王老头都不说话，只抬抬眼皮，用冻僵的手把铁栅栏门拉开一条窄缝，让她钻进去，那眼神直勾勾的，像看死人一样，看得桂英心里发毛。
进了厂房，一股浓重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先是呛人的棉絮味，细白的棉絮飘在空气里，吸进鼻子里痒痒的，然后是机油的腥味，老机器的铁腥味，最后是一股说不出来的冷腥味，像冰水里泡了几十年的旧布，又像坟地里的土腥味，混在一起，呛得桂英皱起了眉头。厂房里摆着一排排的细纱机、粗纱机，全是老掉牙的款式，铁架子锈迹斑斑，皮带轮黑乎乎的，沾着厚厚的棉絮和机油，一开动就嗡嗡作响，震得地面都发颤，机器之间的过道窄窄的，只能容一个人过，地上铺着旧木板，踩上去吱呀作响，像随时会塌。夜班的女工一共就四个，都是附近村里的，后半夜熬不住，都躲在厂房最里头的休息室眯着，休息室里烧着一个小铁炉子，可炉子早灭了，屋里跟外面一样冷，哈气都能冻成冰，没人愿意待在车间里，只有桂英，为了盯紧机器不被扣工资，主动守在了最偏的三号车间。
三号车间在厂房的西北角，是整个厂房阴气最重的地方，离休息室最远，灯光也最暗，只有头顶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，瓦数低，昏昏沉沉的，光散不开，照得机器的影子歪歪扭扭，蹲在地上，像一个个佝偻着身子的人，机器的铁架子、线轴架，在灯光下投出的影子缠在一起，像无数只手在互相抓挠。桂英负责看十二台细纱机，一字排开，从车间这头到那头，空荡荡的，只有她一个人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。棉纺厂的夜班，有老女工传下来的死规矩，不是厂里定的，是拿命换回来的，奶奶的声音又沉了几分，我裹着被子，身子缩得更紧了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第一，后半夜不准独自去库房，库房里堆着成包的棉花，黑咕隆咚的，棉花包像一个个坟包，野东西最爱躲在里面；第二，不准踩地上的线团，掉在地上的棉线团，不管多新多白，都不能捡，更不能踩，那是野东西留的记号，踩了就跟着你回家；第三，不准在厂房里梳头发，尤其是披头散发地梳，女人的头发属阴，一梳，阴气就缠在头发上，甩都甩不掉；第四，不准对着纺织机叹气，人有三阳火，叹一口气，阳气就散一分，野东西就敢近身一步；第五，后半夜三点钟，是一天中阴气最盛的时辰，不准抬头看房顶，不准照镜子，厂房里的镜子都是挂在墙上整理工装的，三点一到，必须把脸转过去，敢看一眼，就能看见不该看的东西。
桂英把这些规矩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，不敢有半分马虎，她搬了个掉了漆的小板凳，坐在机器旁，手里拿着一把小镊子，时不时清理机器齿轮上缠的棉絮，机器嗡嗡转着，细白的棉线从木线轴上抽出来，细细的，软乎乎的，在灯光下飘着，像无数根黑色的细头发，看得人眼晕。刚过十二点，人还不算太困，桂英盯着机器，眼睛都不敢眨，棉纺厂的挡车工，机器停了就要扣工资，她输不起，可没过半个钟头，她就觉得浑身发冷，不是屋里的冷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，头顶的白炽灯开始一闪一闪的，忽明忽暗，灯光暗下去的时候，车间里的影子瞬间变得狰狞，机器的影子拉长，缠在她的身上，勒得她喘不过气，灯光亮起来的时候，影子又缩回去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桂英抬头看了一眼灯，以为是村里电压不稳，没往心里去，可紧接着，她身边的一个木线轴，突然自己转了起来。不是机器带动的，是凭空转，线轴搁在线轴架上，没有任何外力，却转得飞快，木轴摩擦着铁架，发出吱呀的怪响，细白的棉线一圈圈疯狂抽出来，像一条白蛇，缠在机器的齿轮上，越缠越紧，越缠越死。桂英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镊子掉在地上，叮的一声，在寂静的车间里格外刺耳，她赶紧伸手去按线轴，想让它停下来，可手指刚碰到木线轴，一股刺骨的寒气就从线轴上传过来，冻得她手指尖瞬间发麻，像摸在了零下几十度的冰坨子上，指节都僵了，根本握不住。她赶紧缩回手，甩了甩冻僵的手指，眼睁睁看着那棉线
桂英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媳妇，那年才二十二，眉眼弯弯的，皮肤是东北女人特有的白净，干活麻利，性子也软，就是命苦。家里男人为了多挣点钱，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南边打工，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，连秋收都赶不回来，家里留着个刚满周岁的娃，奶膘还没退，夜里总哭着找爹，还有个瘫在炕上的婆婆，早年摔断了腰，下不了地，吃喝拉撒全要人伺候，一家老小的嚼用、药钱、娃的奶粉钱，全压在桂英一个人的肩膀上。镇上的棉纺厂招夜班挡车工，夜班是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，天寒地冻熬人，路又远，还要穿过三里地的荒草甸子，村里的女人都嫌苦、嫌怕，说那老厂房邪性，没人愿意去，可夜班补贴比白班多整整一半，就为这多出来的几块钱，桂英咬碎了牙，偷偷去报了名。报名那天她跟婆婆说的时候，婆婆躺在炕上抹眼泪，说夜班太凶，野地阴气重，厂房里更不干净，桂英却抹了抹眼角，说没事，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多挣点钱，娃能吃好点，您的药也能断顿。
东北的冬夜，黑得是透底的，连天上的星星都冻得躲进厚厚的云层里，连点星光都不肯漏下来。路上的雪冻得硬邦邦的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那声响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刺耳，雪没到膝盖窝，每走一步都要费老大的劲，棉鞋踩进雪窝里，雪沫子灌进鞋帮，瞬间就冻透了，脚底板像踩着冰坨子。从村里到镇上的棉纺厂，要走三里地的荒路，路边是连片的荒草甸子，夏天长满一人多高的芦苇，风一吹绿浪翻滚，冬天全是枯干的芦苇秆，被雪埋了半截，风一吹，枯杆子哗啦哗啦响，像无数人藏在草棵子里走路，又像有人在草深处窃窃私语。桂英裹着厚厚的蓝布棉袄，棉袄是男人穿过的改的，又宽又大，裹在身上像个小棉被，头上包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花头巾，把额头、耳朵全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手里攥着个旧手电筒，电池是攒了好久的钱买的，却也快没电了，灯光昏昏黄黄的，照出去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片地，稍远一点就是黑黢黢的一片，浓得像化不开的墨，啥也看不见。
咱东北农村走夜路，有老辈传下来的三不准，奶奶的声音顿了顿，指尖捏着麻线顿了一下，煤油灯的光映着她皱起的眉头，我听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。第一不准回头，后半夜野地阴气最重，人的肩头有两盏阳火，一回头，阳火就灭一盏，野东西就能顺着脖子钻到你身上；第二不准捡路边的东西，不管是钱、布、还是小孩的玩意，那都是野东西勾魂的引子，捡了就被缠上了；第三不准随便喊人名，尤其是喊自己的名字，一喊，魂就被勾走了。桂英心里把这些规矩背得滚瓜烂熟，一路低着头，紧盯着脚下的雪路，不敢往两边看，耳朵里只有自己的脚步声，还有风刮过草甸子的哗啦声，走着走着，她就觉得不对劲，身后总像有人跟着，脚步轻轻的，跟她的脚步踩在一个点上，她停，那脚步也停，她走，那脚步也走，轻飘飘的，没有一点雪地里的咯吱声，像踩在棉花上。桂英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，手心攥着手电筒，汗把塑料壳都浸湿了，她想回头看看，脖子刚要扭，猛地想起不准回头的规矩，硬生生把脖子扭了回来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加快脚步往前走，只想赶紧走到棉纺厂，离这荒草甸子远点。
手电筒的光晃了晃，照见路边的雪地里，有一团红乎乎的东西，像块花布，冻得硬邦邦的，贴在雪地上，红得扎眼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格外诡异。桂英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家里娃的棉袄破了，正缺块布补，她下意识想弯腰捡，手刚伸出去，又猛地缩回来，想起不准捡东西的规矩，那红东西看着像布，可细看又不像，轮廓小小的，方方正正的，竟像是个小孩穿的红肚兜，上面还绣着歪歪扭扭的莲花纹，冻得青硬，贴在雪地里，仿佛有双眼睛在雪底下盯着她。桂英不敢再看，埋着头快步往前走，耳边的脚步声还在跟着，越来越近，几乎就在她脚后跟后面，她能感觉到一股冰凉的气，从身后吹过来，吹得她头巾边角都飘起来，吹得她后脖颈子发凉，那凉气不是风的凉，是阴嗖嗖的，钻到骨头缝里，冻得她牙齿打颤。
好不容易熬到棉纺厂门口，桂英才松了一口气，可这口气刚松到一半，又提了起来。棉纺厂是老厂子，红砖砌的厂房，墙皮都剥落了，露出里面发黑的砖坯，年头比桂英的爹都大，厂房顶是黑瓦，冬天积着厚厚的雪，像盖了一床白被子，屋檐下挂着半米长的冰溜子，尖溜溜的，像一把把倒悬的小刀子，风一吹，冰溜子晃悠悠的，仿佛随时会掉下来扎到人。厂门是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，红锈蹭在手上洗都洗不掉，夜班的门卫是个姓王的老头，七十多岁了，聋得厉害，平时就缩在门房里，裹着洗得发硬的棉大衣，守着一个快灭的铁炉子烤火，脸冻得通红，眼神浑浊，桂英每次来，王老头都不说话，只抬抬眼皮，用冻僵的手把铁栅栏门拉开一条窄缝，让她钻进去，那眼神直勾勾的，像看死人一样，看得桂英心里发毛。
进了厂房，一股浓重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先是呛人的棉絮味，细白的棉絮飘在空气里，吸进鼻子里痒痒的，然后是机油的腥味，老机器的铁腥味，最后是一股说不出来的冷腥味，像冰水里泡了几十年的旧布，又像坟地里的土腥味，混在一起，呛得桂英皱起了眉头。厂房里摆着一排排的细纱机、粗纱机，全是老掉牙的款式，铁架子锈迹斑斑，皮带轮黑乎乎的，沾着厚厚的棉絮和机油，一开动就嗡嗡作响，震得地面都发颤，机器之间的过道窄窄的，只能容一个人过，地上铺着旧木板，踩上去吱呀作响，像随时会塌。夜班的女工一共就四个，都是附近村里的，后半夜熬不住，都躲在厂房最里头的休息室眯着，休息室里烧着一个小铁炉子，可炉子早灭了，屋里跟外面一样冷，哈气都能冻成冰，没人愿意待在车间里，只有桂英，为了盯紧机器不被扣工资，主动守在了最偏的三号车间。
三号车间在厂房的西北角，是整个厂房阴气最重的地方，离休息室最远，灯光也最暗，只有头顶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，瓦数低，昏昏沉沉的，光散不开，照得机器的影子歪歪扭扭，蹲在地上，像一个个佝偻着身子的人，机器的铁架子、线轴架，在灯光下投出的影子缠在一起，像无数只手在互相抓挠。桂英负责看十二台细纱机，一字排开，从车间这头到那头，空荡荡的，只有她一个人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。棉纺厂的夜班，有老女工传下来的死规矩，不是厂里定的，是拿命换回来的，奶奶的声音又沉了几分，我裹着被子，身子缩得更紧了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第一，后半夜不准独自去库房，库房里堆着成包的棉花，黑咕隆咚的，棉花包像一个个坟包，野东西最爱躲在里面；第二，不准踩地上的线团，掉在地上的棉线团，不管多新多白，都不能捡，更不能踩，那是野东西留的记号，踩了就跟着你回家；第三，不准在厂房里梳头发，尤其是披头散发地梳，女人的头发属阴，一梳，阴气就缠在头发上，甩都甩不掉；第四，不准对着纺织机叹气，人有三阳火，叹一口气，阳气就散一分，野东西就敢近身一步；第五，后半夜三点钟，是一天中阴气最盛的时辰，不准抬头看房顶，不准照镜子，厂房里的镜子都是挂在墙上整理工装的，三点一到，必须把脸转过去，敢看一眼，就能看见不该看的东西。
桂英把这些规矩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，不敢有半分马虎，她搬了个掉了漆的小板凳，坐在机器旁，手里拿着一把小镊子，时不时清理机器齿轮上缠的棉絮，机器嗡嗡转着，细白的棉线从木线轴上抽出来，细细的，软乎乎的，在灯光下飘着，像无数根黑色的细头发，看得人眼晕。刚过十二点，人还不算太困，桂英盯着机器，眼睛都不敢眨，棉纺厂的挡车工，机器停了就要扣工资，她输不起，可没过半个钟头，她就觉得浑身发冷，不是屋里的冷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，头顶的白炽灯开始一闪一闪的，忽明忽暗，灯光暗下去的时候，车间里的影子瞬间变得狰狞，机器的影子拉长，缠在她的身上，勒得她喘不过气，灯光亮起来的时候，影子又缩回去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桂英抬头看了一眼灯，以为是村里电压不稳，没往心里去，可紧接着，她身边的一个木线轴，突然自己转了起来。不是机器带动的，是凭空转，线轴搁在线轴架上，没有任何外力，却转得飞快，木轴摩擦着铁架，发出吱呀的怪响，细白的棉线一圈圈疯狂抽出来，像一条白蛇，缠在机器的齿轮上，越缠越紧，越缠越死。桂英吓了一跳，手里的镊子掉在地上，叮的一声，在寂静的车间里格外刺耳，她赶紧伸手去按线轴，想让它停下来，可手指刚碰到木线轴，一股刺骨的寒气就从线轴上传过来，冻得她手指尖瞬间发麻，像摸在了零下几十度的冰坨子上，指节都僵了，根本握不住。她赶紧缩回手，甩了甩冻僵的手指，眼睁睁看着那棉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