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盘着腿坐在炕头，脸贴在奶奶温热的腿上，眼睛盯着她手里上下翻飞的针和麻绳，缠了她快半个钟头，她才终于松了口。顶门杠抵着屋门，洋油灯的灯芯跳了一下，昏黄的光把奶奶的影子投在土坯墙上，像个坐着的小山。爷爷在炕梢靠着墙，烟袋锅子在嘴里吧嗒响，烟圈顺着房梁飘上去，混着炕洞子里冒出来的烟火气，裹着一屋子腌酸菜和炒瓜子的味道。奶奶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放在炕沿上，麻绳在手里绕了个圈，指尖蹭了蹭我的头顶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像怕被窗外的夜听见。
这事发生的时候，我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，刚嫁到这个村，当着大队的妇女主任。那时候整个公社，就没几个村能通上电话，我们村算是头一份，公社给批了一台磁石手摇电话机，就安在大队部最东头的值班室里。那电话是黑木头壳子，前面嵌着个亮闪闪的金属摇柄，话筒用根黑电线连着，挂在机子侧面，沉得很，拿在手里像块冰坨子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家家都有电话，那时候全村就这一台宝贝疙瘩，公社有什么通知，县里有什么文件，全靠这台电话往下传，谁家有急事，比如外头的亲戚拍了电报，也是公社总机先打到这，再由值班的人去村里喊人。
大队部是一溜五间的红砖房，正中间是会议室，摆着长桌子长凳子，墙上挂着伟人像，西头是会计室和民兵的枪库，东头那间单独隔出来的，就是值班室。值班室里盘着一铺小炕，炕梢堆着几床军绿色的厚被子，靠窗摆着一张掉了漆的木头办公桌，那台宝贝电话，就端端正正放在桌子最中间，用块红布盖着，怕落灰。村里安排了两个年轻后生轮班守电话，一个叫大刘，一个叫二勇，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刚从学校毕业回来，身子骨壮，胆子也大，每天晚上一个人守在值班室，白天就换班回家睡觉。
那时候的电话，不是现在一拨号码就能通的，得先抓住摇柄，顺时针使劲摇几圈，里头的磁石发电，才能接通公社的总机，跟总机的话务员说要接哪，人家再给你转过去。正常来说，只有外头有人摇电话，总机给转过来，这台机子的铃才会响，要是没人摇，别说响，连一点电流声都不会有。这事最开始不对劲，就是从大刘值夜班的那个晚上开始的。
那天是冬月里，头一天刚下过一场暴雪，雪没到膝盖深，村里的路都封了，别说公社的人，连本村的人都猫在家里，没人出门。大刘下午接了班，在值班室烧了炉子，把炕烧得滚热，晚上煮了点苞米碴子，就着咸菜吃了，就靠在炕上听收音机。那时候收音机也没几个台，到了晚上九点多，就只剩滋滋的电流声了，他关了收音机，吹了灯，裹着被子准备睡觉。
就在他刚要睡着的时候，桌子上的电话，突然响了。
那铃声不是平时那种脆生生的响，是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，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，在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的值班室里，突然炸起来，吓得大刘一激灵，直接从炕上坐了起来。他第一反应是公社来紧急通知了，赶紧摸黑下了炕，踩着棉鞋跑到桌子跟前，伸手就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，张嘴就喊“喂？公社吗？”
喊完这句话，他就僵住了。
话筒里没有话务员的声音，也没有公社干部的声音，只有一片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像冬天的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梢，又像有无数只小虫子，顺着电话线爬进了话筒里，在他耳朵边上爬。他又连着喂了好几声，电流声还是没停，就在他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突然听见电流声里，掺着一点别的动静。
是个女人的喘气声。
细细的，轻轻的，像刚在雪地里跑了很久，冻得嗓子发紧，一口一口的凉气，顺着话筒吹进他的耳朵里，凉飕飕的，直接钻到了他的骨头缝里。那声音离得特别近，就像那个女人就站在他对面，嘴贴在话筒上，对着他的耳朵喘气，连她鼻子里冻出来的清鼻涕吸溜的声音，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大刘当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手里的话筒像块烧红的烙铁，他“啪”的一声就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，后背的冷汗瞬间就把贴身的秋衣浸透了。他退到炕边，眼睛死死盯着那台黑木头电话，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值班室里一片漆黑，只有炉子里头的炭火，偶尔闪一下红光，照在电话壳子上，亮一下，又暗下去，像只眼睛，一眨一眨的盯着他。
他就那么盯着电话，盯了快半个钟头，电话再也没响过。他壮着胆子，又凑过去看了看，电话线好好的插在机子上，红布还盖着一半，没什么不对劲的。他心里安慰自己，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，冬天雪大，把电线杆上的线压坏了，串了线，才会有这种怪动静。那时候同一条线路上经常串线，有时候打电话，能听见别人家说话的声音，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，心里的害怕就散了点，重新上了炕，裹着被子，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。
第二天早上二勇来接班，大刘就把这事跟二勇说了，二勇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平时就爱跟人打赌，半夜敢一个人去村外的坟圈子里转一圈，听了大刘的话，笑得直不起腰，说他是晚上听收音机听魔怔了，要么就是被窝里做了噩梦，自己吓自己。大刘跟他争了半天，二勇就是不信，说晚上他值班，倒要看看，这电话能闹出什么花来。
大刘也没多说，只跟他说，要是晚上真响了，千万别接。二勇摆摆手，压根没往心里去。
结果当天晚上，12点整，那电话又响了。
后来二勇跟我说这事的时候，脸还是白的，嘴唇都在抖。他说那天晚上，他特意没睡觉，搬了个凳子坐在桌子跟前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那台电话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民兵连的刺刀，心说就算是有小偷来，他也能一下给捅出去。他从晚上十点，一直坐到12点，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刚蹭到12的刻度，分针刚落下去，那电话，突然就响了。
跟大刘说的一模一样，不是脆响，是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，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，在空荡的值班室里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敲得人头皮发麻。二勇说他当时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，攥着刺刀的手都出汗了，他盯着那电话，响到第三声的时候，他一伸手，就把话筒抓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，张嘴就骂，说“哪个兔崽子半夜不睡觉，在这装神弄鬼的？有本事报上名来！”
他骂完，话筒里静了一瞬，然后就是那阵熟悉的，滋滋啦啦的电流声。
二勇说，那电流声里，除了女人的喘气声，还有指甲刮东西的声音。一下，一下，轻轻的，像用指甲刮着话筒的铁皮，刮一下，停一下，顺着他的耳朵，往脑子里钻，刮得他太阳穴突突的跳。他又连着骂了好几句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那刮东西的声音停了，然后，那个细细的女人的声音，就从电流声里钻了出来。
那声音特别轻，像一片雪花落在耳朵上，又冷又软，她说：“你见过我男人吗？”
二勇说他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人用棒子狠狠砸了一下，手里的话筒直接就掉在了桌子上，刺刀也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说那声音离得太近了，就像那个女人趴在他的后背上，嘴贴在他的耳朵边上说话，他甚至能感觉到，说话的时候，有凉气吹在他的脖子上，凉得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他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值班室，连门都没顾得上锁，零下三十多度的天，他连棉袄扣子都没系，就光着脚踩着棉鞋，在没膝盖的雪地里跑，一口气跑回了家，拍开家门的时候，脸冻得发紫，嘴唇都青了，话都说不出来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他爹妈给他灌了半碗姜汤，他才缓过来，哆哆嗦嗦的把晚上的事说了。
他爹妈一听，脸都吓白了，第二天一早就拉着他，去了大队部，找书记说了这事。书记是个老党员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，一辈子不信鬼神，听了大刘和二勇的话，脸一下子就沉了，说他们两个年轻后生，不好好值班，在这造谣生事，传播封建迷信，把两个人狠狠骂了一顿，说肯定是线路坏了，当天就给公社打了电话，让公社派电话员过来修线路。
当天下午，公社的电话员就骑着自行车来了，背着个帆布工具包，里面全是改锥、钳子、电表这些东西。电话员围着大队部的电话查了半天，把机子拆开，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，又摇了摇，接通公社总机试了试，说机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好得很。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，顺着电话线的走向，一根一根电线杆的查，从大队部，一直查到村口，再查到公社的地界，十几里地的线路，他踩着雪，一根杆子一根杆子的爬上去看，查了整整一天，回来跟书记说，线路也没问题，没有断线，没有搭线，没有被雪压坏的地方，绝缘层都好好的，连一点串线的可能都没有。
书记这下也有点犯嘀咕了，但他还是不信邪，说肯定是电话员没查仔细，让电话员又查了一遍，还是没问题。最后电话员没办法，干脆从公社带了一台全新的电话机过来，把原来那台直接换了，说这下总没问题了吧。
结果当天晚上，书记不放心，自己亲自去值班室值班，还带了两个民兵，三个人，都带着步枪，在值班室里守着。炉子烧得旺旺的，灯也开着，三个人坐在桌子跟前，眼睛都盯着那台新换的电话机。墙上的挂钟，滴答滴答的走，时针一点点往12上靠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整个值班室里静得可怕，三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只有炉子里头的炭火，偶尔噼啪响一声。
挂钟的时针，刚指到12，分针刚落下去，那台全新的，刚拆封的电话机，突然就响了。
还是那个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铃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在亮着灯的值班室里，响得格外刺耳。两个民兵脸都白了，手不自觉的就抓住了身边的步枪。书记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就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，沉声说“喂？我是大队书记，你是哪里？有什么事？”
他说完，就听着话筒里，还是那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跟之前大刘和二勇说的一模一样。书记皱着眉，又喂了好几声，电流声里，那个细细的，冷冷的女人声音，又传了出来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找我男人。”
书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握着话筒的手，指节都捏白了，他问：“你男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个村的
这事发生的时候，我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，刚嫁到这个村，当着大队的妇女主任。那时候整个公社，就没几个村能通上电话，我们村算是头一份，公社给批了一台磁石手摇电话机，就安在大队部最东头的值班室里。那电话是黑木头壳子，前面嵌着个亮闪闪的金属摇柄，话筒用根黑电线连着，挂在机子侧面，沉得很，拿在手里像块冰坨子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家家都有电话，那时候全村就这一台宝贝疙瘩，公社有什么通知，县里有什么文件，全靠这台电话往下传，谁家有急事，比如外头的亲戚拍了电报，也是公社总机先打到这，再由值班的人去村里喊人。
大队部是一溜五间的红砖房，正中间是会议室，摆着长桌子长凳子，墙上挂着伟人像，西头是会计室和民兵的枪库，东头那间单独隔出来的，就是值班室。值班室里盘着一铺小炕，炕梢堆着几床军绿色的厚被子，靠窗摆着一张掉了漆的木头办公桌，那台宝贝电话，就端端正正放在桌子最中间，用块红布盖着，怕落灰。村里安排了两个年轻后生轮班守电话，一个叫大刘，一个叫二勇，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刚从学校毕业回来，身子骨壮，胆子也大，每天晚上一个人守在值班室，白天就换班回家睡觉。
那时候的电话，不是现在一拨号码就能通的，得先抓住摇柄，顺时针使劲摇几圈，里头的磁石发电，才能接通公社的总机，跟总机的话务员说要接哪，人家再给你转过去。正常来说，只有外头有人摇电话，总机给转过来，这台机子的铃才会响，要是没人摇，别说响，连一点电流声都不会有。这事最开始不对劲，就是从大刘值夜班的那个晚上开始的。
那天是冬月里，头一天刚下过一场暴雪，雪没到膝盖深，村里的路都封了，别说公社的人，连本村的人都猫在家里，没人出门。大刘下午接了班，在值班室烧了炉子，把炕烧得滚热，晚上煮了点苞米碴子，就着咸菜吃了，就靠在炕上听收音机。那时候收音机也没几个台，到了晚上九点多，就只剩滋滋的电流声了，他关了收音机，吹了灯，裹着被子准备睡觉。
就在他刚要睡着的时候，桌子上的电话，突然响了。
那铃声不是平时那种脆生生的响，是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，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，在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的值班室里，突然炸起来，吓得大刘一激灵，直接从炕上坐了起来。他第一反应是公社来紧急通知了，赶紧摸黑下了炕，踩着棉鞋跑到桌子跟前，伸手就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，张嘴就喊“喂？公社吗？”
喊完这句话，他就僵住了。
话筒里没有话务员的声音，也没有公社干部的声音，只有一片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像冬天的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梢，又像有无数只小虫子，顺着电话线爬进了话筒里，在他耳朵边上爬。他又连着喂了好几声，电流声还是没停，就在他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突然听见电流声里，掺着一点别的动静。
是个女人的喘气声。
细细的，轻轻的，像刚在雪地里跑了很久，冻得嗓子发紧，一口一口的凉气，顺着话筒吹进他的耳朵里，凉飕飕的，直接钻到了他的骨头缝里。那声音离得特别近，就像那个女人就站在他对面，嘴贴在话筒上，对着他的耳朵喘气，连她鼻子里冻出来的清鼻涕吸溜的声音，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大刘当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手里的话筒像块烧红的烙铁，他“啪”的一声就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，后背的冷汗瞬间就把贴身的秋衣浸透了。他退到炕边，眼睛死死盯着那台黑木头电话，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值班室里一片漆黑，只有炉子里头的炭火，偶尔闪一下红光，照在电话壳子上，亮一下，又暗下去，像只眼睛，一眨一眨的盯着他。
他就那么盯着电话，盯了快半个钟头，电话再也没响过。他壮着胆子，又凑过去看了看，电话线好好的插在机子上，红布还盖着一半，没什么不对劲的。他心里安慰自己，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，冬天雪大，把电线杆上的线压坏了，串了线，才会有这种怪动静。那时候同一条线路上经常串线，有时候打电话，能听见别人家说话的声音，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，心里的害怕就散了点，重新上了炕，裹着被子，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。
第二天早上二勇来接班，大刘就把这事跟二勇说了，二勇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平时就爱跟人打赌，半夜敢一个人去村外的坟圈子里转一圈，听了大刘的话，笑得直不起腰，说他是晚上听收音机听魔怔了，要么就是被窝里做了噩梦，自己吓自己。大刘跟他争了半天，二勇就是不信，说晚上他值班，倒要看看，这电话能闹出什么花来。
大刘也没多说，只跟他说，要是晚上真响了，千万别接。二勇摆摆手，压根没往心里去。
结果当天晚上，12点整，那电话又响了。
后来二勇跟我说这事的时候，脸还是白的，嘴唇都在抖。他说那天晚上，他特意没睡觉，搬了个凳子坐在桌子跟前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那台电话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民兵连的刺刀，心说就算是有小偷来，他也能一下给捅出去。他从晚上十点，一直坐到12点，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刚蹭到12的刻度，分针刚落下去，那电话，突然就响了。
跟大刘说的一模一样，不是脆响，是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，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，在空荡的值班室里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敲得人头皮发麻。二勇说他当时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，攥着刺刀的手都出汗了，他盯着那电话，响到第三声的时候，他一伸手，就把话筒抓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，张嘴就骂，说“哪个兔崽子半夜不睡觉，在这装神弄鬼的？有本事报上名来！”
他骂完，话筒里静了一瞬，然后就是那阵熟悉的，滋滋啦啦的电流声。
二勇说，那电流声里，除了女人的喘气声，还有指甲刮东西的声音。一下，一下，轻轻的，像用指甲刮着话筒的铁皮，刮一下，停一下，顺着他的耳朵，往脑子里钻，刮得他太阳穴突突的跳。他又连着骂了好几句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那刮东西的声音停了，然后，那个细细的女人的声音，就从电流声里钻了出来。
那声音特别轻，像一片雪花落在耳朵上，又冷又软，她说：“你见过我男人吗？”
二勇说他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人用棒子狠狠砸了一下，手里的话筒直接就掉在了桌子上，刺刀也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说那声音离得太近了，就像那个女人趴在他的后背上，嘴贴在他的耳朵边上说话，他甚至能感觉到，说话的时候，有凉气吹在他的脖子上，凉得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他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值班室，连门都没顾得上锁，零下三十多度的天，他连棉袄扣子都没系，就光着脚踩着棉鞋，在没膝盖的雪地里跑，一口气跑回了家，拍开家门的时候，脸冻得发紫，嘴唇都青了，话都说不出来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他爹妈给他灌了半碗姜汤，他才缓过来，哆哆嗦嗦的把晚上的事说了。
他爹妈一听，脸都吓白了，第二天一早就拉着他，去了大队部，找书记说了这事。书记是个老党员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，一辈子不信鬼神，听了大刘和二勇的话，脸一下子就沉了，说他们两个年轻后生，不好好值班，在这造谣生事，传播封建迷信，把两个人狠狠骂了一顿，说肯定是线路坏了，当天就给公社打了电话，让公社派电话员过来修线路。
当天下午，公社的电话员就骑着自行车来了，背着个帆布工具包，里面全是改锥、钳子、电表这些东西。电话员围着大队部的电话查了半天，把机子拆开，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，又摇了摇，接通公社总机试了试，说机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好得很。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，顺着电话线的走向，一根一根电线杆的查，从大队部，一直查到村口，再查到公社的地界，十几里地的线路，他踩着雪，一根杆子一根杆子的爬上去看，查了整整一天，回来跟书记说，线路也没问题，没有断线，没有搭线，没有被雪压坏的地方，绝缘层都好好的，连一点串线的可能都没有。
书记这下也有点犯嘀咕了，但他还是不信邪，说肯定是电话员没查仔细，让电话员又查了一遍，还是没问题。最后电话员没办法，干脆从公社带了一台全新的电话机过来，把原来那台直接换了，说这下总没问题了吧。
结果当天晚上，书记不放心，自己亲自去值班室值班，还带了两个民兵，三个人，都带着步枪，在值班室里守着。炉子烧得旺旺的，灯也开着，三个人坐在桌子跟前，眼睛都盯着那台新换的电话机。墙上的挂钟，滴答滴答的走，时针一点点往12上靠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整个值班室里静得可怕，三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只有炉子里头的炭火，偶尔噼啪响一声。
挂钟的时针，刚指到12，分针刚落下去，那台全新的，刚拆封的电话机，突然就响了。
还是那个闷闷的，嗡里嗡气的铃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在亮着灯的值班室里，响得格外刺耳。两个民兵脸都白了，手不自觉的就抓住了身边的步枪。书记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就把话筒拿了起来，贴在耳朵上，沉声说“喂？我是大队书记，你是哪里？有什么事？”
他说完，就听着话筒里，还是那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跟之前大刘和二勇说的一模一样。书记皱着眉，又喂了好几声，电流声里，那个细细的，冷冷的女人声音，又传了出来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找我男人。”
书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握着话筒的手，指节都捏白了，他问：“你男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个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