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那时候刚上小学,冬天放了学就往家跑,脱了鞋就往炕头钻,棉裤上沾的雪渣子在热炕面上化出一圈湿印,奶奶盘腿坐在炕梢,手里攥着纳了一半的鞋底,麻线穿过厚白布的嗤啦声,在烧得暖烘烘的屋里一下一下响。我拽着她的袄袖子晃,让她给我讲个以前的真事儿,奶奶抬眼瞅了瞅外屋地,又看了看坐在炕沿上擦猎枪的爷爷,抿了抿嘴,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,就给我讲了这么一档子事。

    这事发生在生产队那时候,村里的房子都挨着地垄沟,最靠边上的一家,土坯房,院墙是用垡子块垒的,院门外走个百八十步,就是老河沟。那河沟早就干了,只剩一道弯弯曲曲的深沟,沟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,村里老人都知道,那地方早年间不太平,闹胡子的时候,劫了道的人杀了,就往沟里一扔;后来闹瘟疫,一村人接一村人地走,没处下葬的,也都抬到这沟里;再往后,谁家没满月的孩子夭折了,没成家的年轻男女横死了,或是在外头死了不能进祖坟的,都往这老河沟里扔。几十年下来,那沟里的土都比别处黑,攥一把能挤出黑水来,夏天连蛐蛐蚂蚱都不在那叫,冬天的雪落在沟里,别处的雪能存一整个冬天,就这沟里的,落上去半天就化,底下的冻土永远是软的,泛着一股潮乎乎的烂泥腥气,村里人白天都很少往那去,更别说天黑之后。

    这家的女人叫桂兰,二十出头,嫁过来刚满两年,男人是生产队里的车把式,赶一匹枣红马,挂着胶皮轱辘的大车,队里拉粮拉货跑公社,都是他的活,人老实,肯下力气,就是常年在外头跑,在家的日子少。桂兰嫁过来第二年就怀了头胎,一家人都高兴,婆婆天天变着法给她弄吃的,鸡蛋攒着舍不得卖,全给她蒸了蛋羹,就等着抱大孙子。可谁也没料到,那年冬天雪大,井台冻得溜滑,桂兰挺着三个多月的肚子去挑水,脚下一滑,整个人摔在井台边,一桶凉水全泼在身上,当天晚上就见了红,孩子没保住。

    那时候日子穷,家家户户都紧巴,连给大人打棺材都要凑半年的木料,更别说这么个没成型的孩子,连口小匣子都打不起。桂兰男人心里难受,翻出自己穿了好几年的一件破军大衣,厚帆布的,里子是掉了毛的羊毛,把那团小小的、还没长开的身子裹得严严实实,趁着天刚擦黑,村里没人看见,抱着去了老河沟,往沟最深处的荒草里一放,连个土坑都没挖,就那么撂下了。回来之后,桂兰哭了好几天,婆婆也抹眼泪,劝她说还年轻,以后再要,日子还得过,这事就这么翻了篇,没人再提,也没人敢再提。

    过了半年,开春化了冻,地里能下种了,桂兰又怀上了。这次一家人都提心吊胆,婆婆说什么也不让她沾一点凉水,不让她出屋门,挑水喂猪做饭全是自己来,就连桂兰坐的炕,都烧得比别家热两倍,就怕再出一点岔子。桂兰自己也小心,天天坐在炕上,不是纳孩子的尿布,就是缝小衣裳小鞋子,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日子过得安安稳稳,眼瞅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六个多月,圆滚滚的,胎动也有劲,婆婆天天摸着她的肚子笑,说这次肯定是个壮实的大孙子。

    可谁也没料到,入了冬,天短了,刚过了十月一,黑天越来越早,四点多钟太阳就落了山,整个村子都陷在黑里,事就开始来了。

    最先不对劲的,是桂兰的耳朵。她住北炕,婆婆住南炕,每天晚上吹了煤油灯,婆媳俩躺在炕上,婆婆沾枕头就着,呼噜声打得匀匀的,桂兰怀着孕,觉轻,翻来覆去睡不着,就总听见窗户外面,有小孩的笑声。咯咯的,奶声奶气的,不止一个,好几个,就在窗根底下跑过来跑过去,你追我赶的,笑得特别欢。

    第一次听见的时候,桂兰以为自己听岔了,腊月里的天,外面零下三十多度,吐口唾沫落地就能冻成冰疙瘩,谁家大人能让孩子大半夜不睡觉,在外面疯跑?她竖着耳朵听了半天,那笑声就在窗根底下,清清楚楚的,连喘气声都能听见,她吓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,用胳膊肘使劲推旁边的婆婆。

    婆婆被推醒了,迷迷糊糊地骂:“大半夜不睡觉,折腾啥?”

    桂兰压着嗓子,声音都抖了:“娘,你听,外面有小孩笑,就在窗户根底下。”

    婆婆立马不吭声了,竖着耳朵听了半天,窗外只有呼呼的北风,刮得窗户纸呼哒呼哒响,哪有什么笑声。她抬手就给了桂兰胳膊一下子,没使劲,但是语气带着气:“我看你是怀孕怀的心思重,魔怔了!那是风吹窗户纸的声,自己吓自己!赶紧睡觉,再瞎想动了胎气,看我不告诉你男人!”

    桂兰不敢再多说,只能把被子往头上蒙,缩在被窝里浑身发抖,可那笑声,就像隔着窗户纸、隔着被子,往她耳朵里钻,咯咯的,一声接一声,一直到天快亮了,鸡叫头遍了,才慢慢没了动静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上,天刚蒙蒙亮,桂兰就披了棉袄起来,哆哆嗦嗦地开了屋门。前一天晚上刚下了一场大雪,厚厚的一层,把整个院子都盖得严严实实的,除了墙角的柴火垛露个尖,连猪圈的墙头都快被雪埋了,干干净净的,一个脚印都没有。可桂兰低头一看,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。

    就在她住的北炕窗根底下,雪地上印着一串一串的小脚印,特别小,比刚会走的娃娃的脚还小一圈,就跟个拳头似的,清清楚楚的五个脚趾头,不是黄鼠狼的尖爪印,也不是兔子的两瓣印,就是人的小脚丫印。那脚印从大门外进来,绕着整个房子走了一圈,北炕的窗根底下最密,来来回回的,踩得雪地上全是坑,最后又顺着大门,走回了外面。

    婆婆跟着出来,一眼就看见那脚印,脸刷的一下就白了,嘴唇都哆嗦了,可她嘴硬,蹲在地上看了半天,硬着头皮说:“这是啥?这就是黄鼠狼踩的!昨晚上雪大,黄鼠狼进院找食吃,踩的!你别瞎想!”

    桂兰没说话,她心里比谁都清楚,黄鼠狼的脚印她见过,尖的,四个爪,跟这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她抬头看了看院门外,百八十步外就是老河沟,黑糊糊的荒草在风里晃,像有好多人站在那里,往院子里看。

    从这天起,怪事就没断过。

    先是家里的大门。每天晚上睡觉前,婆婆都要亲自去插大门,胳膊粗的木头门闩,严严实实地插在铁门鼻里,怕不顶用,还在门后面顶了一根碗口粗的顶门杠,死死地抵着门,别说人,就是生产队的马过来撞,都未必能撞开。可每天早上起来,桂兰第一件事就是往大门那看,次次都看见,门闩被拔了出来,扔在一边,顶门杠倒在地上,大门虚掩着,留着一道能伸进一只手的缝,像是昨晚有人开了门,出去了,又或是,有人从外面进来了。

    婆婆一开始以为是进了贼,可家里的粮食、鸡蛋、钱,一分一毫都没少,连鸡窝里的鸡都安安稳稳的,一只没丢。她不信邪,当天晚上,不睡觉了,揣了一把剪子,躲在大门后面的柴火垛里,就等着看是谁在搞鬼。

    前半夜安安静静的,只有风声,婆婆缩在柴火垛里,冻得浑身打哆嗦,脚都麻了,眼看就到后半夜了,啥动静都没有,她刚想松口气,回屋睡觉,突然就听见耳边“咔哒”一声。

    那声音特别清楚,就是门闩从门鼻里被拔出来的声音,紧接着,就是“咕咚”一声,顶门杠倒在了地上,大门自己吱呀一声,开了一道缝,刺骨的北风顺着缝灌了进来,卷着雪沫子,打在婆婆的脸上。

    婆婆吓得魂都飞了,浑身的血都凉了,她明明就蹲在门后面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门闩,那门闩就插在门鼻里,好好的,连动都没动一下,怎么就自己开了?她连想都没想,抄起门后的顶门杠,就对着门外抡了过去,嘴里骂着最难听的脏话,把村里骂街的话全骂出来了,可门外黑糊糊的,只有呼呼的北风,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

    她抡了半天,骂了半天,嗓子都哑了,才哆哆嗦嗦地把大门重新插好,顶门杠顶得死死的,转身跑回屋里,插了屋门,背靠着门板,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从这天起,她再也不说桂兰瞎想了,也不敢嘴硬了,每天天还没黑,就把屋门大门全插死,在灶王爷的牌位前烧香,烧黄纸,嘴里念念叨叨的,求灶王爷保佑,求家里平平安安,可一点用都没有,怪事反而越来越凶。

    桂兰开始在白天都能看见东西了。

    那天中午,太阳正好,照在屋里暖烘烘的,婆婆去外屋地给她熬小米粥,桂兰坐在北炕上,给肚子里的孩子缝小袜子,针脚刚缝了一半,一抬头,就看见窗户纸上,贴着一张小脸。

    那脸小小的,黑糊糊的,贴在窗户纸上,两个眼睛的位置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,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她,盯着她的肚子。窗户纸是夏天新糊的,厚麻纸,刷了桐油,不透亮,可那张脸就像印在上面一样,清清楚楚的,连鼻子嘴巴的轮廓都能看见。

    桂兰吓得尖叫一声,手里的针线和袜子全扔了,抄起炕上的笤帚,就对着窗户扔了过去,“哗啦”一声,窗户纸被砸破了一个大洞,冷风顺着洞灌了进来。婆婆听见尖叫,举着烧火棍就从外屋地冲了进来,喊:“咋了?出啥事了?”

    桂兰指着窗户,抖得话都说不连贯:“脸!有个小孩的脸!贴在窗户上!盯着我!”

    婆婆举着烧火棍,冲到窗户跟前,扒着破洞往外看,院子里安安静静的,雪地上干干净净的,连个脚印都没有,更别说什么小孩。她回头看着桂兰,脸白得像纸,却还是强装镇定,说:“啥也没有,你看花眼了,是树影子,风吹的,晃的。”

    可桂兰心里清楚,那不是树影子,那就是一张脸,清清楚楚的,就贴在窗户上,盯着她的肚子看。从这天起,桂兰再也不敢靠近窗户了,白天都把炕梢的旧棉袄挂在窗户上,挡得严严实实的,一点光都不透,连头都不敢往窗户那边扭。

    没过几天,更吓人的事发生了。

    她家的猪圈在院子的西南角,养了一头老母猪,开春的时候配了种,年底就要下崽,一家人就指着这头母猪,过年能杀了分肉,换点钱,给孩子买奶粉尿布。每天下午,婆婆都要去猪圈喂两瓢猪食,那天婆婆有点伤风,头疼,躺在炕上起不来,就跟桂兰说,让她去喂一下猪,就在院子里,不远,别出大门就行。

    桂兰挺着六个多月的大肚子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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