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,在荒甸子的一个水泡子里找到了他,整个人泡在水里,淹死了,那水泡子的水才没过脚踝,连膝盖都到不了。他的尸体捞上来的时候,浑身都是白霜,脸上是狞笑,手里还攥着一把荒草,就是当年填井用的那种乌拉草。

    第五个死的,是屯长的亲弟弟,当年也是带头的,晚上在自己家屋里睡觉,第二天早上,家人发现他死在了炕上,脖子被拧断了,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,脸朝着后背,门窗都是从里面锁死的,没人进去过。尸体上一样的白霜,一样的狞笑,眼睛瞪得老大,像是能看穿自己的后背。

    第六个死的,是当年扔孩子进井的男人,在屯子的场院里看粮食,晚上突然就没了动静,第二天早上,大家发现他被装在了装粮食的麻袋里,活活闷死了,麻袋口是从外面用绳子扎死的,可场院的大门是从里面锁上的,晚上根本没人进去过。他的尸体被拖出来的时候,白霜裹了一身,脸上的笑都冻住了,麻袋里全是黑泥,和井里的泥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第七个死的,是当年抢了那女人银簪子的男人,他把那根银簪子给了自己的闺女,结果那年夏天,他闺女去河边洗衣服,掉进河里淹死了,才十四岁。捞上来的时候,那根银簪子还插在她头上,尸体上全是白霜,脸上是和那些男人一模一样的狞笑,眼睛瞪得老大,死死盯着屯子后面的荒甸子。

    从开春到年底,正好死了七个,不多不少,一个都没多,一个都没少。全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人,要么是他们自己,要么是他们的亲闺女。

    年底的时候,屯子里剩下的人,聚在屯子中间的老榆树下,终于敢把这事说破了。所有人都知道,是那一家七口回来索命了,那口废井里的七条冤魂,来找他们偿命了。有年纪大的老人说,要去把废井挖开,把尸骨捡出来,好好安葬,摆上供品赔罪,说不定能把这事了了。但是当年参与了的男人,剩下的几个,早就吓破了胆,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不敢踏进一步,更别说去挖那口埋了七条人命的废井了。

    他们都以为,当年参与的人,死了七个,偿了那七条命,这事就该了了。但是他们错了,大错特错。那女人下的咒,不是偿命就完了,是要整个屯子的人,给那一家七口陪葬。

    第二年,民国二十年,刚进正月,年还没过完,屯子里又死人了。

    第一个死的,是去年死的那个屯长的老婆,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,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就在家里纳鞋底、喂鸡,连去年那件事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,更别说参与了。她自从屯长死了之后,就整天躲在屋里,连门都很少出,胆子小得很,晚上连灯都不敢点。

    那天早上,她儿媳妇去她屋里喊她吃饺子,大年初二,按规矩要吃饺子。推开门,就看见老太太坐在炕上,背对着门,手里拿着针和纳了一半的鞋底,一动不动。儿媳妇走过去,拍了拍她的肩膀,老太太就往前一倒,摔在了炕上,早就没气了。

    她手里的钢针,从左边的太阳穴穿进去,从右边的太阳穴穿出来,整个针身都没进去了,只留了个针鼻在外面。她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,就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,嘴角咧到耳根,眼睛瞪得老大,看着窗户外面,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。哪怕屋里的炕烧得滚烫,暖烘烘的,她的尸体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,连头发丝上都挂着霜花,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她纳了一半的鞋底上,正好纳了七个针眼,不多不少,整整齐齐的,像是用尺子量着扎的。

    屯子里的人彻底疯了,原来这咒,不是只找当年参与的人,连他们的家人,连完全没沾边的无辜人,都不放过。

    恐慌像瘟疫一样,在整个屯子里蔓延开。家家户户都把门窗用厚木板钉死,白天不敢一个人出门,晚上不敢点灯,天一黑,整个屯子就死一样的静,连狗都缩在窝里不敢叫,一声都不敢吭。但是没用,还是死人。

    第二个死的,是屯子里的一个半大孩子,才十岁,去年那家人死的时候,他才刚出生,根本什么都不知道,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没去过。那天他和几个孩子一起,在屯子前面的空地上玩弹珠,玩着玩着,突然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旁边的孩子吓得哭着跑回屯子,喊大人过来,等大人跑过去的时候,孩子已经没气了。

    他身上没有任何伤,没有磕着碰着,没有中毒,好好的一个孩子,就这么没了。医生来看了,查了半天,说不出任何原因,只能说是暴病而亡。但是屯子里的人都知道,不是暴病,是那咒又来了。孩子的脸上,是和之前所有死者一模一样的狞笑,嘴角咧到耳根,眼睛瞪得老大,看着天,浑身结着厚厚的白霜,哪怕是正月里,屋里烧着炕,那白霜也不化。

    然后是第三个,第四个,第五个,第六个,第七个。

    这一年死的七个人,有老有少,有男有女,有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,也有完全没沾边的,甚至还有刚生下来没三个月的婴儿。那婴儿是晚上在炕上睡觉,第二天早上,母亲发现孩子没气了,浑身冰凉,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,身上全是白霜,门窗都是关着的,屋里烧着炕,暖烘烘的,没人进去过。

    从正月到年底,正好七个,不多不少,一个都没多,一个都没少。

    这下,屯子里的人彻底绝望了。他们知道,这咒,躲不掉,只要你在这个屯子里,只要你是这个屯子的人,不管你有没有作恶,不管你年纪多大,早晚都会被索命。

    有人开始想办法,搬出去,离开这个邪门的屯子,躲得远远的。

    第三年,民国二十一年,刚开春,屯子里有一户人家,夫妻俩,带着五个孩子,一共七口,偷偷收拾了东西,把家里的粮食、值钱的东西都打包了,天不亮就套上牛车,走了,往南边的县城去了,想离开这个屯子,越远越好,躲过这个要命的咒。

    屯子里剩下的人,都站在屯子口,看着他们的牛车走远,没人拦着,也没人说话,都想看看,他们能不能躲掉这索命的咒。

    结果,不到半年,消息就传回来了。

    那一家人,到了县城,租了个临街的小房子,男的在县城的粮店找了个活,扛麻袋,挣点钱,女的在家给人缝补衣服,带孩子,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,看着像是真的躲过了。结果,六月初六那天,出事了,一天之内,一家七口,全没了。

    男的在粮店扛麻袋,粮店后院的粮垛,堆得像小山一样,几百袋苞米,堆得整整齐齐的,放了好几个月了,一直好好的,突然就塌了,几百袋粮食全砸下来,把男的死死埋在下面。等店里的伙计把粮食一袋一袋搬开,人早就被砸成了肉泥,骨头都碎成了渣,浑身都是白霜,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,哪怕是夏天,三十多度的天,那白霜也不化。

    同一天下午,女的在家做饭,烧柴火,不知道怎么回事,火星子溅到了旁边的柴堆上,一下子就着了,火越烧越大,风一吹,整个房子都烧起来了。女的被锁在屋里,门怎么都打不开,邻居想进去救,都被火挡在了外面,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子烧成了空架子。等火灭了,进去找,只找到一堆烧黑了的骨头,骨头上面,还结着一层白霜。

    他们的五个孩子,那天下午,去县城外面的河边玩,本来好好的,河水一直很浅,刚没过膝盖,结果突然就涨水了,上游的水库开闸放水,浪头一下子就打过来,五个孩子全被冲走了。县里的人找了三天,才在下游十几里的地方,把五个孩子的尸体全找到了,都泡得发胀了,每一个孩子的脸上,都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,身上全是不化的白霜。

    一家七口,全死了,正好七个,一天之内,一个没剩。

    消息传回填子里,没人说话,整个屯子,死一样的静,连风吹过草棵子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大家都明白了,躲不掉,不管你搬到哪里,不管你跑多远,这咒,都跟着你,只要你是这个屯子里出去的,就躲不掉,早晚都要死。

    从那之后,再也没人敢搬出去了。大家都认命了,就待在屯子里,每天该上工上工,该种地种地,但是心里都清楚,不知道哪一天,就轮到自己了。屯子里的人,脸上再也没了笑,说话都小声小气的,不敢大声喊,连走路都贴着墙根,生怕惊动了什么东西。

    然后,就这么一年一年的,每年都死七个人,不多不少,正好七个。

    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,不管是太平日子还是兵荒马乱,不管是日本人来了,还是解放了,还是成立了生产队,这个规矩,从来没破过。每年,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,必须死七个人,一个不多,一个不少。

    民国二十三年,伪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年,日本人占了东北,到处征粮,抓壮丁,周围的屯子都被祸害得不轻,只有这个屯子,日本人很少来,因为周围的屯子都跟日本人说,这个屯子邪门,进去的人,没有能活着出来的。日本人一开始不信,派了两个兵来看看,结果那两个兵,进了屯子,就再也没出来,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从那之后,日本人再也不敢来这个屯子了,屯子里的人,倒是过了几年稍微安稳的日子,只是每年的七个人,一个都不会少。

    这一年,第一个死的,是屯子里的杀猪匠。他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人里,仅剩的几个之一,手狠,胆子也大,平时以杀猪为生,一刀就能捅穿猪的心脏,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前几年屯子里死人,他一直都不信邪,说那些人都是自己心虚,不小心出了意外,根本没有什么咒不咒的,平时还是该杀猪杀猪,该喝酒喝酒,晚上一个人也敢去荒甸子里走,根本不怕。

    那年夏天,入伏,天热得像下了火,一丝风都没有,屯子里的人,都躲在屋里乘凉,不敢出门。杀猪匠那天,给屯子里的一户人家杀了年猪,拿了钱,又喝了半斤烧刀子,醉醺醺的,中午的时候,扛着磨得飞快的杀猪刀,往家走。

    路过屯子中间的老井,他觉得热得难受,就想洗把脸,凉快凉快。他把杀猪刀放在井台上,弯腰,用手捧起井里的凉水,往脸上泼。泼了两下,他突然就不动了,直勾勾的盯着井里的水面,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。

    旁边路过的一个老太太,看见他站在井边,一动不动的,就喊他,说,大中午的,不回家睡觉,在这站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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