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德厚的碑立在城北公墓东侧第五排,跟我父亲的碑隔了两排。

    孙志兰和二十三个女工凑了钱,碑上刻着“周德厚,1952—2026,守了三十年的人”。碑前放着两束花,一束白菊,一束黄菊。孙志兰说白菊代表周德厚,黄菊代表四十三个女工。

    碑立好的那天,二十三个女工来了大半。有的从外地赶回来,有的请了假。她们站在碑前,排成两排。孙志兰站在第一排中间,手里拿着一份名单。周德厚的名单复印件。四十三个名字。她一个一个念。念到谁的名字,谁就往前走一步,把手里的花放在碑前。

    念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,孙志兰停了一下。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是孙德芳。但不是赵德明案里的那个孙德芳。是德明服装厂的第四十三个女工。她也叫孙德芳。跟赵德明案里的孙德芳同名同姓。但她是服装厂的女工,不是房东。她住在省外,来不了。她托人送了一束花。孙志兰把那束花放在碑前。

    “周德厚,四十三个姐妹,全部找到了。录像带找到了。赵德明在监狱里。孙德芳在监狱里。赵德厚在监狱里。三个人全部落网。你等到了。”

    二十三个人站在碑前。没有人说话。风从山坡上吹下来,把花吹得轻轻晃。

    我站在最后一排,看着她们。周德厚的碑在东侧第五排。我父亲的碑在东侧第三排。隔着两排。两个人。两个保安。一个查了三十年。一个查了二十年。两个人都留了东西。两个人都等到了我们。周德厚等到了四十三个女工。我父亲等到了我。

    沈岸站在我旁边。他看着那两排碑。“林默,你父亲的碑在东侧第三排。周德厚的碑在东侧第五排。隔着两排。两个人。一个保安。一个钢筋工。两个人都发现了问题。两个人都留了东西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周德厚等到了四十三个女工。我父亲等到了我。”

    “周德厚自然死亡。留了纸条。四十三个女工找到了。我父亲的标签。孙德明藏了二十年。标签到了我手里。两个人都留了东西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”

    沈岸看着我。“林默,周德厚的碑上刻着‘守了三十年的人’。你父亲的碑上刻着‘见义勇为’。两个人。两个碑。隔着两排。”

    我站在公墓的山坡上,看着那两排碑。我父亲的碑在东侧第三排。周德厚的碑在东侧第五排。两个人。两个保安。一个查了三十年。一个查了二十年。两个人都发现了问题。两个人都留了东西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四十三个女工站在周德厚的碑前。我站在我父亲的碑前。沈岸站在我旁边。孙志刚在南方。孙德明在监狱里。赵德明在监狱里。孙德芳在监狱里。赵德厚在监狱里。

    我掏出手机,给孙志刚发了消息。“孙叔,周德厚的碑立好了。在城北公墓东侧第五排。跟我父亲的碑隔了两排。碑上刻着‘守了三十年的人’。四十三个女工来了二十三个。她们排成两排。一个一个念名字。念到谁的名字,谁就往前走一步。把手里的花放在碑前。四十三个名字全部念完了。”

    孙志刚回了消息:“周德厚的碑立好了?”

    “对。东侧第五排。跟我父亲隔了两排。两个保安。两个碑。一个查了三十年。一个查了二十年。”

    孙志刚沉默了几秒,回了消息:“林默,你父亲的碑在东侧第三排。周德厚的碑在东侧第五排。隔着两排。两个人。一个查了三十年。一个查了二十年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你父亲等到了你。周德厚等到了四十三个女工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”

    我收起手机,站在公墓的山坡上。风从山坡上吹下来,把花吹得轻轻晃。我父亲的碑在东侧第三排。周德厚的碑在东侧第五排。两个人。两个碑。隔着两排。四十三个女工站在周德厚的碑前。我站在我父亲的碑前。沈岸站在我旁边。两个保安。两个碑。两个人都留了东西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

    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这双手碰过周德厚的额骨,看到了沈岸站在床尾的画面。碰过周德厚的台灯,看到了他塞纸条的画面。碰过周德厚的纸条,看到了他写字的画面。碰过周德厚的报案记录,看到了他报警的画面。碰过周德厚的名单,看到了他记名字的画面。碰过录像带,看到了赵德明藏录像带的画面。碰过我父亲的标签,看到了他撕标签的画面。碰过我父亲的骨灰盒,看到了他写材料的画面。周德厚。保安。查了三十年。我父亲。钢筋工。查了二十年。两个人都留了东西。两个人都等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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